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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必定与某些地点有关，因而都是地理的历史。据乾隆彩绘《郫县图》可知，该图分别标注了郫县通往东、南、西、北四个方面的道路及其所经过的水道、桥梁、陆上交通和递铺。乾隆彩绘《郫县图》所标注的地名共有三十余处，既有城内地名，也有城郊地名。城内地名有县治、常平仓、城隍庙、文庙、景德寺、郫筒井等，大致反映了清乾隆时郫县城市政治空间、宗教空间、经济空间和市民生活空间的大致布局。
文 / 李勇先 成佳
早在古蜀时，望帝杜宇就定都郫邑，教民务农，故号杜主。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有许多关于郫县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记载，是研究古蜀以来至东晋时期郫县历史的珍贵文献。东晋以后，专门记载郫县历史 的志书早在明代就已出现。据《内阁藏书目录》、《千顷堂书目》记载，明代郫县人葛宗亮曾纂修《郫县志》一书，惜已失传。清代乾隆、嘉庆、同治以及民国年间，亦先后纂修《郫县志》，光绪年间还纂修《郫县乡土志》，这些志书是研究郫县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清乾隆年间著名宫廷画家董邦达曾领 衔绘制了《清初四川通省山川形全图》（简称《四川 全图》）一百五十幅，《郫县图》是其中之一，它是郫 县现存最早的彩绘地图。《四川全图》每幅高 47.8 厘米， 宽 40.5 厘米，手绘青绿山水，极为精美。1931 年梁正 麟跋云：“于内地及边藏山川形胜、道里、兵额、钱谷 数目皆记载无遗。”1933 年黎澍序也说：“可考国家之 盛衰，山川之险要，地理之沿革，制度之变迁。”因此， 《郫县图》对研究郫县山川形胜、地理沿革、军事交通、 城市变迁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未雨绸缪，规则明晰——军事色彩浓厚
《四川全图》为乾隆初年用兵金川时为军事目的而作，故每幅地图都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而“郫以弹丸地， 居松潘、杂谷要冲，境连省会，控制金川，为诸邑最”。 （《郫邑改建砖城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乾隆 彩绘《郫县图》来看，该图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 是该图的方位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四川全图》绝 大多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不同。
二是该图标有四至：即“东至卷洞桥贰拾伍里交 成都县界”，“西至竹瓦铺贰拾里交崇宁县界”，“南 至杨家桥贰拾里交温江县界”，“北至锦水河贰拾里交 新繁县界”，“西南花园场交灌县界”。至于西北、东北、 东南方向交界距离没有标注。
三是该图从军事需要的角度在图中标明了常平仓， 位于县治旁，图的右上角具体说明了常平仓以及社仓、 监仓所储仓谷数量：“常平仓谷壹万贰百伍拾贰石零， 监谷壹万贰千陆拾石，社谷壹千贰百伍拾七石零。”在清代，常平仓主要备荒歉而裕民食，随时粜籴，不使 粮价过高。监仓乃士人俊秀纳粟入监，以备不时之需。 社仓分贮在城乡，据嘉庆《郫县志》记载，社仓自乾隆 四年奉文，士民续捐社仓仓斗谷二万二千九百六十石 分贮四乡社首经管，每年详请出借，照例收息还仓。其 中东乡分贮仓斗谷五千七百四十石，南乡分贮仓斗谷 五千七百四十石，西乡分贮仓斗谷五千七百四十石，北 乡分贮仓斗谷五千七百四十石。这些仓库所贮粮食在战 时可作为军队后勤补给之用，故在图中特别加以注明。
四是为了方便军事文书传递，在图中特别标明了传 送文书的递铺。据乾隆彩绘《郫县图》可知，该图分别 标注了通往东、南、西、北四个方面的道路及其所经过 的水道、桥梁、陆上交通和递铺。郫县县城附近流经的 水道从北向南主要有清水河、磨底河、沱江河、油子河、 紧水河，图中标明的桥梁图形有十一处，其中标注桥名 的有六处，即宋公桥、杨家桥、八里桥、犀浦桥、捲洞桥、 送生桥。郫县步塘递铺在图中用旗帜标明，并重点标注 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西大道上四处步塘递铺，城东 道上有犀浦场塘、捲洞桥，城西道上有接王亭、竹瓦铺塘。 据志书记载，接王亭塘汛，设有守兵三名，在城西十五里； 犀浦塘汛，在城东二十里，设战兵二名。每处塘坊三间， 牌架房一间，烟墩三座，哨楼一座，旗杆一根。每或三 年、五年一修，由县按粮捐钱修整移汛，拨兵经管。其 有各兵操演器械，赴营按名请领存汛，操演旗帜、锅帐、 火药、铅弹由营造办存贮。按照清政府规定，最初各铺 额设司兵三十名。康熙六十年，川督奏称直隶各省皆设 铺司，川省兵燹之余，未经请复，公文系付塘兵传递， 偏僻州县，里民轮送不能如式包护，擦损印封，甚至遗 失，无可寻究。请于冲途每铺设司兵四名，次冲设三名， 偏僻设二名，每名月支银六钱。部议准设。其工食银两 照广西例，每名月支工食银三钱五分。雍正六年，奉文 裁革，公文仍交塘兵递送。乾隆二年，少詹隋人鹏奏称： “革除铺司，概用塘兵递送公文，于边省尤属不宜。请 复设铺司，以重邮传。”部议覆准复设，每名每年给工 食银六两，遇闰加增银五钱，于各州县地丁银内扣留支给。 嗣后又裁。至道光二十五年复设，至咸丰四年奉文裁减。按 照新例，有驿十分留二，改为马递。这些塘铺可以保障战时 官府公文及时传送。
沧桑留痕，溯源史实——地名文化传承
乾隆彩绘《郫县图》所标注的地名共有三十余处，既 有城内地名，也有城郊地名。城内地名有县治、常平仓、城 隍庙、文庙、景德寺、郫筒井等，大致反映了清乾隆时郫县 城市政治空间、宗教空间、经济空间和市民生活空间的大 致布局。城郊地名涉及内容较多，可分为八类：一是河流名， 二是桥梁名，三是坟墓名，四是旧城遗址名，五是寺庙名， 六是递铺名，七是场镇名，八是县名。河流、桥梁、递铺在 上文已经提到，而坟墓名有鳖灵墓、何武墓，寺庙名有元通 寺、武庙、先农坛，场镇名有三道堰、花园场、犀浦场、太 和场等，县名有成都县、温江县、灌县、崇宁县、新繁县。 以上这些地名除元通寺、捲洞桥、竹瓦铺塘、送生桥、杨家 桥等少数不见于郫县志书记载以外，其余皆有相关文字记 载或舆图标注。下面仅就其中几处较为重要或标识有争议 的地名作一探讨。
杜鹃城。乾隆彩绘《郫县图》郫县城北郊有杜鹃城。《华 阳国志•蜀志》云：杜宇为王，“移治郫邑”，即杜鹃城。 杜鹃城名与杜宇望帝死后化为杜鹃鸟传说有关。晋左思《蜀 都赋》云：“鸟生杜宇之魂”。《华阳国志·蜀志》云：“望 帝纳梁氏女以为妃，移之郫，禅位开明，升西山隐焉。二月 子规鸟鸣，故蜀人闻子规鸟鸣，悲而思之。”故称郫旧城为 杜鹃城。民国《郫县志》云：杜鹃城“自东以北迄西，浅冈 隆起，如废城垣，向南则一望平畴。有石坊一”。邑人郑启 瑞曾撰《杜鹃城考》。据史书记载，郫县除杜鹃城外，另有 古郫城，在县北五十里。秦灭蜀后，为加强对蜀地控制，在 修筑成都城的同时，另筑郫城。《华阳国志》云：“郫城周 回七里，高六丈。”天启《成都府志》云：“古郫城，郫县 治也。昔杜宇所都，张仪始筑城。晋时，李雄自称为益州牧， 都即此。”民国《郫县志》又云：“望帝故宫，在县北五十 里古郫城，昔杜宇都此。晋时，李雄自称益州牧，始亦驻此。 今宫、址俱废。”望帝故宫即古郫城，距今城五十里。相传 杜宇初治郫，秦张仪城郫，周回七里，在郡西北六十里。晋 太安二年，李雄攻据郫，自称益州牧。后克成都，遂自郫迁 焉。宋元嘉十年，赵广自广汉至郫，连营数百，周藉之攻郫， 克之。梁天监初，邓元起攻刘季连于成都，留辎重于郫。季 连将李奉伯间道袭郫，陷之。元起舍郫，径围州城。皆此城。 乾隆《郫县志》云此城“久废”，注云：“按《通志》云， 在郡西北六十里，其旧址不可考矣。”郫城历经上千年的变 迁，城址已发生很大变化。今天的郫县城址始筑于明代。明洪武初年，建郫县治。明天顺年间，知县唐节筑土城。乾隆《郫县志》云“即今城”。成化初，知县钱渊增修。高一丈五尺，周围八里三分，计一千九百九十四丈。辟四门，门各置楼。至明正德年间，知县李时畅重修。清乾隆十一年，知县李馨重修四门城洞、城楼，名其东曰阳春，西曰地肃景，南曰迎阜，北曰拱辰。然日久颓圮，“甚非所以固金汤而奠民居也”(《郫邑改建砖城记》)。乾隆三十年冬，始改土城为砖砌，倡民捐修，至乾隆三十三年竣工，周围四里二分五厘，计七百二十一丈，高一丈三尺。共有四门：东名仁术，南名文明，西名德义，北名清远。城楼四处。嘉庆二年，知县缪光黼补修。嘉庆三年，知县朱振源开浚城壕。嘉庆十二年，知县陆光宗补修城垣。可见，张仪所筑郫城既非杜鹃城址，更非今县城址。另据史志记载，在今郫县城北二十里另有一座古城。嘉庆《郫县志》云：“城基尚存。国初，农人掘得石碑，有‘马镇’二大字，年代磨灭不可考。今之马街，因马镇而名之也。”此古城即今古城遗址。考古发掘也证实了郫县古城的存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心发现了约 550 平方米的大型房址，其中有五个卵石垒成的呈平等排列的祭台遗址，这应是古蜀先民祭祀和集会的场所，从中也反映出古蜀人对“五”这个数字的迷信，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郫县古城已成为当时古蜀人重要的中心聚落。
鳖灵墓。乾隆彩绘《郫县图》中标有鳖灵墓，在城郊西南。据乾隆《郫县志》云，鳖灵墓“在县西南五里”，乾隆志卷首《疆域图》标有鳖灵墓，与彩绘图相同。按北宋陈皋《杜宇鳖灵二坟记》云：杜宇、鳖灵死后皆葬于郫，“今郫南一里，二冢对峙若丘山”。乾隆彩绘《郫县图》没有标识杜宇墓所在地。据天启《成都府志》云：“杜宇鳖灵墓，郫县南一里，二冢相对。”乾隆《郫县志》云：“杜宇墓在县北一里”，鳖灵墓“与杜宇墓对峙”，此处“北”字当为“南”字之误。嘉庆郫县志图所标方位与乾隆志图相同。鳖灵墓早在宋代就曾一度荒芜，据陈皋《杜宇鳖灵二坟记》云，北宋时，“鳖灵坟隶净林寺，寺僧夷其崇为台观。隐士张俞惧其遂湮没，请于郡而碑之，因置祠其上，与杜宇冈势相及。宇之坟尤盘大，民菑畬之，其来远矣。皇祐壬辰春，净林僧死，寺藉为田，许民垦甸，而鳖灵坟与寺俱化为民亩。张俞闻之，建言于县尹虞曹外郎郭公，公愀然动色，驾而省之。”于是“郡嘉其请，俾复其寺，访名僧以主之，得景德寺禅者垂白焉。白好静退，能禅寂，邑人所向仰，公于是命之。因尽域二坟隶于寺，命刻石志其事，庶来者知二人有大造于西土，宜与惠无穷。”张俞《郫县蜀丛帝新庙碑记》亦云：蜀丛帝鳖灵“垄墓在邑之南，彼民无知，古阙祭享，非所谓遵明诏、存功烈者也。康定二年春二月五日，始作新庙成，益州牧乐安公命辞来祭，赵君乃躬执祀事，会民吏以享之，众始大悦。”但到了清代，鳖灵墓和杜宇墓又数度荒废，二墓处“陇亩之畔，居人指点，未免累累疑似”，就连本地人也很难辨认。乾隆十二年，知县李馨伐石以表其道，“禁樵采焉”。从乾隆
到嘉庆，鳖灵墓与杜宇墓皆未尊称为丛帝陵、望帝陵。陵是帝王陵寝的专称，清初，鳖灵墓、杜宇墓“尚为居民盗葬，累累不可胜数”，不可能在当时称为陵，故乾隆、嘉庆志皆称墓，不称陵，其改称陵或与道光年间修建望丛祠有关。据民国《郫县志》记载，杜宇望帝陵、鳖灵丛帝陵俱在县西南里许，二陵对峙。清道光中叶，邑人孙錤倡建祠宇，“二陵乃缭以墙垣焉”，才真正将其视作帝王陵寝加以保护，并修建望丛祠供后人祭拜。
何武墓。乾隆彩绘《郫县图》标注有何武墓，位于县城西北杜鹃城之西。《西京杂记》载何武死后，初葬于北邙山薄龙阪王家冢东北一里，其子何况迁葬于郫县城南里许。北宋时，赵抃知成都，“始饬郫令就其墓旁建祠享祀，俾桑梓有所钦式，用以劝忠也。”北宋熙宁年间，侯溥曾撰《郫县汉大司空何公祠堂记》云：“君公葬于郫，绵东汉，阅刘蜀，历二晋，以至于唐，至于五代，至于今，盖亦久矣。宅兆四周，化为畦塍，贫夫力耕，殆至穿夷，所赖以知者，特二石柱耳。( 略 ) 今也食不得以血于庙，墓不得以饗于田，殆非所以扬厉名教。乃吁有司移告于郫，俾治厥封，俾建厥祠。于是著作佐郎赵浚以县令实职其事。先是嘉祐中，邑儒何昌禹尝愤居民扰此墓之四周，而末如之何，因其卖之也而市之，至是，其侄迈献其地三百步。有进士宋诚倡邑之学者，复市二百步以献。昔墓且毁，今筑以修；昔庙未建，今宇以祠。乃礲石柱，镵识年月；乃植嘉木，表正疆畛。”天启《成都府志》云：“何武墓，郫县南二里。宋赵抃为 建 祠 于 墓 。”又云：“何武祠，郫县南，唐建。”清郫令刘大乃《何公墓碑记》云：“墓在邑西南隅。”李馨《重修何公祠碑记》云：“距邑南郊里许，有祠数间。”杨长森《续修何公墓记》云：“邑城之南为汉前将军氾乡侯何公墓也。”乾隆《郫县志书》云：“汉何武墓，在县南二 里 。宋 赵抃为建祠，前邑令刘乃大重修。”乾隆县志《疆域图》有何公祠，也在城南。嘉庆郫县志图何公墓也在城南，《何公墓图》标有双桂桥、岷阳桥，证明何武墓确在城南岷江书院旁，今在郫县一中校内，此皆与乾隆彩绘《郫县图》所标何武墓在城北杜鹃城西不同，不知何故，当考。
郫筒井。郫筒井，在郫县治内。天启《成都府志》云：“郫筒井，郫县治内。”乾隆《郫县志》云：“郫筒井在县治内。”《益部谈资》云：“相传山涛治郫，用筠管酿酴醾作酒，经旬方开，香闻百步，今其法不传。”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诗：“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李商隐《因书》诗：“锦石有碁子 ，郫 筒 当 酒 壶 。”赵抃《成都古今记》云：“成都府西五十里曰郫县，以竹筒盛美酒，曰‘郫筒’。”张周封《华阳风俗录》云：“郫署有池，池旁有大竹，郡人刳其节 ，倾 酿 于 筒 ，苞 以 藕 丝 ，蔽 以 蕉 叶 ，信 宿 ，香达于外。然后断之，俗号‘郫筒酒’。”清陈聂恒《边州闻见录》引陈耀文《大中记》云：“郫筒池双井，相距五六尺，汲左则右有微澜。”民国《郫县志》云：“《闻见录》所载双井，今在郫署之东偏，一方一圆，今池、井并存，竹则不产。”可知，郫筒井为双井，一方一圆，位于县署东偏。但具体位置无论是乾隆《郫县志》还是嘉庆《郫县志》卷首《城池图》都没有标注，只有乾隆彩绘《郫县图》第一次在图中标明了郫筒井所在方位，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公桥。宋公桥为明蜀府丞宋景修建，长十丈，高一丈，宽一丈四尺。跨沱江河，在西路大道上。清乾隆彩绘《郫县图》有宋公桥，位于城郊西南角。考天启《成都府 志 》云 ：“ 宋 公 桥 ，郫 县 西 门 外 。”乾 隆《 郫县志》卷首《城池图》所标宋公桥在城西门正对，而彩绘《郫县图》西城门正对的是送生桥，二者相去甚远，当考。
从乾隆彩绘《郫县图》反映的内容来看，该图所记载的部分地名及其相关名胜古迹一直保存到现在，如鳖灵墓、郫筒井等，但还有许多地名早已从今天的郫县地图中完全消失，与这些地名相关的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在经历数百年的沧桑巨变之后早已荡然无存，而乾隆彩绘《郫县图》却为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信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李勇先：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成 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