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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焕奎（1838～1922）·马锡璘（1874～1945） 马焕奎，字汉臣，别号少朐山人，次邱乡赵庄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受家庭教育。稍长，博览群书，并渐次涉足于诗坛书苑。 清光绪十七年（1891），他以岁贡生得县级候选训导。誉衔虚名，并未使他怎么高兴。况且，出入官场，也非他所望。其《咏燕》诗写道：“东皇送暖即便归，认得去年旧荆扉。画梁雕栋非吾主，何必傍依门户飞。”此时，他急于要做的，是用自己的才学，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他不断出入于著名学堂之间，一面传授书本知识，一面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深痛军威不振，呼吁师生洗雪国耻，并于孔子讲学堂连夜题诗16首，向统治者发出了“倘振军威当尔日，讵贻民害到今朝”的批评与劝告。光绪三十三年，他被聘为兖州学堂教授。宣统元年（1909），回汶上圣泽书院，任学堂教习、书院学监，对教育事业表现了更大的志趣。其述怀诗云：“人到残年气血衰，俗情勘破悉尘埃。树人倘是百年计，不爱钱财爱人才。” 随着社会声望的提高，马焕奎对县内某些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表现了热情关切，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初年，官府重修戴村坝，主持者欲加高石坝。马焕奎深谙此工程因果利害：若坝加高，入运之水大增，遇有洪峰，小汶河下游势必汇为泽国。于是当即著文立论。在《明成祖命宋礼浚会通河论》中，他从历史地理角度，阐述了南旺分水口“日渐日高”和汶河之口“日冲日阔”的事实，得出戴村坝不仅不能加高，即使保持原有高度，也已为小汶河下游所难承受的结论。之后，他会同全县名流士绅130余人联名具呈，亲赴省府申诉，赢得了维持原设计的批复。 清朝末年，《汶上县志》续修，马焕奎被聘为主笔。对此，他曾呼吁再三，并致力搜集资料已有40余载。虽然此时年逾花甲，但热情不减壮年。他亲自制订纲要，选聘人才，起草重要篇章，集主编与撰写于一身。所作《刘氏家藏定武兰亭真拓记》、《汶阳辨》等，落笔自然，行文洒脱，简而有据，至今不失其价值。当时，一班沽名钓誉之徒为将自己或先人载入县志，常常依势登门纠缠。他始予婉绝，后来干脆将《志局有感》诗数首录于壁上。其一云：“人人欲上龙门传，生前何不占小善？但得谀词厚以诬，地下应羞人见面。”沽名之辈见其言词坚恳犀利，只好悻悻而退。 志稿草成，正逢清廷覆灭，县志局被撤，局势一片混乱。为使将要成书的200余年之史料免遭毁失，他将志稿清点整理，怀揣至家，决定有朝一日，献给社会。 此际，焕奎之四子马锡璘正鹊起于学堂。他25岁中秀才，因科场停考，入济南师范速成科就读。毕业后，委马村学堂（原丽泽书院）教师兼堂长。时值私塾初改学堂，一应事务，困难重重。他外联乡区，内和同仁，仅3年，马村学堂便初具规模，堪与圣泽书院媲美。此时述怀诗云：“艰辛讵能移吾志，傲骨犹足撑此身。愿将心血输园地，广栽桃李育新人。”不久，调县劝学所供职。面对校舍不足，教具缺乏等问题，他不回避，不气馁，八方奔走，联合热心教育的人士，劝募化捐，终于筹得一笔为数可观的资金，为圣泽书院等学堂添置了校舍、教具。其间，马焕奎已还家居住。锡璘常回家探视。父子俩论及教育改革，常常大半夜不倦。每当谈及未竟之县志，便神志黯然，怅然若失——保存草稿，终为不妥；刊刻付印，何来资金？思来想去，唯有一法：抄！从此，父子二人把整理抄录志稿，当成了生活中的大事。及至1922年，便整理抄录了大半。临终，马焕奎对儿孙们说：“志稿整理完毕，一定要好好珍藏，等将来交给清明的政府。” 马锡璘不负父托。辞聘还家后，一面于偏房教授慕名前来的学生，一面继续整理县志草稿。完成后，他将清稿仔细装订成册，三层包裹，藏于室内。同时谆谆嘱咐后人：“房产什物可以不要，这部《县志》不可不要。”1957年，赵庄一带泛水，其孙马潮声遵祖所言，独背《县志》逃上河堤。不久，马潮声将它送交县教育科。 马焕奎善书法，工诗文。所著并亲书《讲堂钓鱼台留地保护记》碑，至今尚存于湖口村西；所书《太白楼记》石碑虽已亡佚，碑文仍存于他主编的《再续汶上县志》中。另著有《蝉春书屋文集》（3卷）、《蝉春书屋诗集》（2卷）、《蝉春书屋便笔》、《读左抒见》（2卷）、《三惜堂对联存草》、《书法闲谈》等，后经弟子刊刻行于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