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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三厅和文工会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共统一战线建立，郭沫若就“别妇抛雏”秘密回到国内，在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组建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宣传工作。三厅聚集了一大批左派进步文化人士，有范寿康、阳翰笙、傅抱石、胡愈之、田汉、郁达夫等，中心任务是宣传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蒋介石对这些人，视之如眼中钉肉中刺喉中骨，恨不能立即除之而后快。1940年9月，蒋介石一面策划免去郭沫若的厅长职务，让自己的亲信接任厅长，一面亲自下了一道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以郭沫若为首的三厅广大进步人士，宁愿失业，宁愿面对政治迫害的威胁，也不愿向反动派妥协而与之同流合污。国民党的文化官员便以蒋介石的手谕为由发出最后通谍：“凡不加入国民党者，一律退出三厅。”他们还在三厅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张入党表格进行威胁。郭沫若立即严正抗议国民党的无理行为，他针锋相对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立即向国民党当局辞职。三, , , , , , , , , , , , , 厅的绝大多数人也都表示与郭沫若共进退，宁肯退出三厅也不加入国民党。于是，他们不顾拖儿带女与沉重的家庭负担，和郭沫若一道毫不迟疑地辞去了三厅的工作。 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当时的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说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在社会上都很有名望。他们是为抗战而来，你们却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请张先生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张治中感到情况严重，立即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心想，如果这些人去了延安，不但自己脸上无光，而且白白送给共产党大批人才。他思前想后，权衡再三，只得采纳了张治中的建议，另外成立一个部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仍然请郭沫若负责。 “文工会”成立后，郭沫若带领大家一方面做些研究工作；一方面搞些演讲会，宣传抗日。一时间，“文工会”成了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基地，群众称它为“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 蒋介石同意成立“文工会”本是出于无奈，对它根本不放心，所以经常派文化特务打入“文工会”内部进行监视。张治中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随时注视着“文工会”的动向。 “皖南事变”后的一天，张治中到“文工会”召集开会。他在会上说，有人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租界”，大多数成员都不是国民党员，建议取消“租界”，还是请大家加入国民党吧。郭沫若当即站起来答复，他说：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团结抗日，重在行动上而不在形式上。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关于“租界”问题，郭沫若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反击说：“我们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如果张部长认为是‘租界’的话，就请收回吧。”张治中无言以对，十分尴尬。 当时监视“文工会”的特务向张治中汇报，说“文工会”的人“思想大都左倾，时与共产党接近，特别是郭沫若以及一部分委员和各组负责人。”认为“文工会”内有真正的共产党分子在活动，并列举了不少证据，要求政治部对“文工会”严加监督。但张治中觉得这些所谓证据大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不足为凭；即使有这些事也无大碍，所以听之任之，不予理睬。 张治中对“文工会”进步文化人士的种种活动采取的这种宽容态度，使国民党特务十分不满。他们采取暗杀、绑架等卑劣手段对付这些进步文化人士；加之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湘桂大溃退所暴露的腐朽无能，国内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的呼声日胜一日。1945年初，毛泽东建议召开各党派会议，以挽救抗战危局。1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等十项主张。根据中共领导人的建议，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等研究，决定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一个时局宣言——《文化界时局宣言》。宣言由郭沫若起草，提出了实现民主的六条要求。宣言最后指出：“民主者兴，不民主者亡。中国人民不甘沦亡，故一致要求民主团结。”宣言的中心是要求民主团结，因此又被称为“民主宣言”。宣言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在上面签名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达三百一十二人，当时在重庆的文化、教育、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几乎都在上面签了名。1945年2月22日，宣言连同签名在《新华日报》、《新蜀报》发表。蒋介石看后暴跳如雷，命令宣传部长张道藩彻底查清此事。张道藩又是四处追查宣言发起者；又是派特务对签名者进行威胁迫害；又是对签名的公职人员和国民党员勒令写悔过书；又是另外草拟一篇宣言，硬拉一些教授签名画押以对抗《文化界时局宣言》的影响，忙得不亦乐乎。蒋介石终于知道了这次签名运动的源头在“文工会”，郭沫若就是签名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于是立即拔掉了这颗眼中钉——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聊以出口恶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