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史剧硕果 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高潮，殃及四十年代初期的重庆，文网密布，特务横行。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一百六十余种剧作被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不准出版和上演；他们外出，后面往往有特务盯梢。 在天官府四号和七号的周围，国民党反动派也布置了不少特务在严密监视。 “普天皆冰雪，依旧要开花。”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斗争总得进行，不过形式更需要灵活、巧妙。上演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话剧难以通过，就演出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的成功，可以说为话剧开创了一条新路。郭沫若五十寿辰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这出戏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郭沫若总结了创作经验，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说： 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可以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物愈古愈难于考评的。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 这个宝贵的经验，后来被许多戏剧工作者当作历史剧创作的原则。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也有力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话剧工作者。1942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郭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忙，他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支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触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到文化工作委员会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 1月11日，《屈原》脱稿，郭沫若如释重负。 4月3日，《屈原》如期在柴家巷国泰影剧院开演，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第二天，重庆各报都作了报道，公认“此剧集剧坛之精英”，“上座之佳，空前未有”，“堪称绝唱”。不少人半夜抱来被子睡在剧场门口，等候第二天售票，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赶来看戏。整个山城沸腾了，无论在教室内，在马路上，抑或在轮渡口、车站旁，都在谈论屈原。郭沫若几乎天天亲临剧场，不是蹲在破旧的后台跟大家谈心、讨论，就是站在条幕旁和剧中人一同欢笑和流泪，有时也到台下去看戏，细心观察观众的反应。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十七天，场场客满，卖座近三十万。 周恩来在天官府七号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与在座的每个人碰了杯，他说：“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说完，他为郭沫若斟满酒，大家都围上来，抢着同郭沫若干杯。 《屈原》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一部历史剧。它不仅在国内多次上演，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而且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也得到人们的赞誉。《屈原》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强烈深远的影响和巨大成就，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屈原时代象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塑造了屈原这样一位充满民族正气的光辉艺术形象，振奋民族精神，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 2月2日他又开始写《虎符》，于11日完成。他承认写这个剧本有暗射的用意，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与魏王的“消极抗秦，积极反信陵君”多少有点相似。如姬临死前谴责魏王的话，很容易引起读者、观众的联想和共鸣，她说：“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结了。”这不也是指着蒋介石的鼻子在痛斥吗？ 1942年五、六月间，郭沫若又从《史记·荆轲列传》中高渐离以筑击杀秦始皇的故事取材，创作了五幕历史剧《高渐离》。 《高渐离》的火药味比《虎符》还要浓烈，主人公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谋的！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这个暴君，除掉你这个魔鬼，除掉你这个……”这当然是有所指的，作者毫不讳言，他写这个剧本就是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 9月3日，郭沫若仅用了五天时间就创作了历史剧《孔雀胆》。该剧写的是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相爱，后被与王妃相勾结的参政车力特穆尔谋害的悲剧。 接着，郭沫若又以夏完淳被捕前后直至牺牲的一段史实为主要内容，着重歌颂他慷慨殉国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鞭挞洪承畴等人甘愿充当清廷走卒的卖国投降行径。完成了剧本《南冠草》的写作。演出时，洪深征得郭沫若同意，将剧名改成了《金风剪玉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