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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蒋介石用武力逼龙云下台，派李宗黄、关麟征统治云南。缪祥烈与进步同学立即投入了反对李、关的斗争，并以云南青年民主同盟的名义，于联大校庆时，起草印发张贴了反对李、关黑暗-的传单，鼓舞了昆明人民的革命斗志。此间，缪祥烈还参加了联大云南同学会的领导工作。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斗争。不久，缪祥烈参加了洪季凯在滇池中船上主持召开的昆明各中等学校民青负责人会议。会上，缪祥烈作了由洪指导起草的形势报告。报告讲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号召各中等学校联合起来，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这次会议推动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昆明爱国-的蓬勃发展。 1945年，缪祥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运动。在“一二·一”运动中，他被选为师院-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西南联大新校舍与师院的联络员。他怀着满腔热情，奔走于联大新校舍与师院之间，不断为 传造递情报。他除在师院宣传发动师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外，还到工校、商校等进行宣传，动员这些学校的师生投入反内战运动。 在整个运动中，他始终站在最前线，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特务横行之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冲在最前面。由于当局的残酷镇压，潘琰等4名师生壮烈牺牲，数十人受伤。缪祥烈伤势最重，手 片穿入他的左腿膝盖骨，造成血管破裂，大量流血。后经甘美、惠滇、云大、昆华四医院会诊，因失血过多，伤口化脓，不得不截去左下肢，从此终身残废。他不顾截肢的痛苦，住院期间仍十分关心运动的深入发展。每当师生去看望，他总是问这问那，对战友们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希望罢委会之组织更臻严密，俾能发挥更大之工作效能。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有因截肢残废而悲哀。他在病床上写下的《给慰劳我的人们》、《摸鱼儿·杂感》、《妈妈，要是你今天还活着》、《-所赐》、《莫愧少年骨》、《四烈士出殡》等悲壮诗篇，充满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无比憎恨，热情歌颂了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的伟大功绩。表现了革命者不怕牺牲，为革命甘抛头洒血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联大全体同学，以最多票数当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缪祥烈在“一二·一”运动中的表现，受到了各族各界群众的称赞，被人们誉为“活着的烈士”、“英勇的民主战士”。经过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他的革命斗志更加坚强。1946年2月，经洪季凯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复查落实恢复1940年入党的党籍) 1946年7月“李闻惨案”前后，缪祥烈积极帮助昆明各中学出街头墙报，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孩爱国民主人士的罪行。闻一多先生被害的当天晚上，特务还到缪祥烈的住处进行威胁。为避免遭敌破孩，他不得不从联大搬到云大缪子莺处居住。为彻底揭穿敌人破孩爱国民主人士的阴谋，昆明 主席蒋永尊等常到他的住处，共同研究工作。 1946年8月，缪祥烈的伤口还在流淡血水，就带着伤痛到宣威县立中学高中部教书。他教学认真，很受学生欢迎。除上好课外，他还给学生讲“一二·一”运动的情况，秘密发动学生 三青团在学校发展团员，支持高中学生在学校排演《孔雀胆》、《凯旋》等革命话剧，并亲自编写宣传品、壁报稿，推动-的开展，还编印了《“孔雀胆”专号》在学校和社会上广泛散发。他公开反对学校当局买银盾送给县长陈文友，组织学生给县长送标语，与陈文友作斗。1946年底，由于他反对三青团、反对县长陈文友，受到学校当局的排斥，三青团建议校方解聘他。1947年1月，缪祥烈从宣中到昆，系统研究了《论语》，写了一些批判《论语》的文章，还为师院纪念“五·四”撰写了一些壁报稿。1947年秋后，先后到玉溪中学和私立滇英中学任教。1948年“七·一五”事件中，缪的弟弟因参加-被捕，他找师院当局义正辞严地说：“我弟弟参加‘反美扶日’运动没有错，我自己也被国民党搞成残废。”他要学校当局出面保释弟弟，但当局不管，弟弟仍被送入“夏令营”。1948年8月缪祥烈到宣中任教务主任，负责高三、四班的国文课和部份历史课。他自编国文讲义，生动形象地把传授知识与启发学生投入解放战争融为一体。他还与李涛、缪祥槐等帮助指导两个高中班出班刊，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 1949年4月，中共宣威县工作委员会和宣威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缪祥烈调任新一区党总支委员会书记。他带领干部放手发动群众，摧毁旧的乡保甲制度，建立区乡村各级人民政权，园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9年8月，国民党中央军南逃经过宣威，县工委和县临时人民政府机关转移到西泽根据地。由于形势紧张，为照顾他的身体，党组织安捧他转移到东川，他坚决不肯，并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到马街一带开辟工作，使一、三、五区连成一片，保障根据地与县城联系畅通，组织公路沿线群众支援主力部队阻击逃敌。党组织同意了他的意见，并随即批准成立了榕西武工队，任命他为队长。 武工队成立后，缪祥烈由于伤残，行动不便，自己花钱买了—匹马，苦练骑马技术。为练骑马，他不知从马背上摔下来多少次。但他仍咬紧牙关，以坚强的毅力继续练习，终于学会了骑马。在任武工队队长期间，缪祥烈带领近40余名武工队员，紧张地活动在老堡冲、太阳冲，花椒园、下关冲、宗家屯、马街、靖外等地，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肃奸反特，坚壁清野，破坏公路，组织民兵支前参战，为部队提供粮草，传送情报。他还带领武工队参加分水岭阻击国民党第八军的战斗。在执行任务中他从马上摔下多次。一次，他带武工队到县城骚扰驻在城内的敌人，从马上摔下来，跌在水塘里，但他毫不介意，十分乐观。还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一次，队伍在深山中，突然天下大雪，整个山谷银海茫茫，他触景生情，高声朗诵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鼓舞队伍士气。他很注意培养干部。经过长期教育和战斗考验，在武工队先后发展宁建功、孙华、李开树等一批党员和十几个民青成员。他在生活上关心队员。由于环境艰苦，武工队生活较差，他把自己在“一二·一”运动中得到的抚恤金拿出部分改善全队生活。在缪祥烈领导下，榕西武工队活动有声有色，受到表扬。缪祥烈身残志坚的精神在队员和当地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被大家誉为“独腿将军”。 全国解放后，缪祥烈先后担任宣威中学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县文教科长、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1950年11月调曲靖地委，先后任秘书、政策研究员、秘书科副科长。1953年3月到省委党校学习。同年10月调大理州委宣传部工作，先后任宣传科副科长、理论教育科科长。1956年5月至1958年先后任州委党校教育科科长、副科长。1958年1月任州文教卫生局局长、州人民代表、州政协委员、常委。粉碎“-”后，先后任州医院总支书记、院长等职。 他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在解放后的几十年中，他始终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身残志坚，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他经常主动要求下乡，没有汽车坐马车，没有马车拄拐棍。特别是解放初期，大理有的县还没有通公路，他就骑马去，马不能行的地方，就拄着双拐走，遇到陡险山路，就干脆爬着过去。全州所属13个县每个县的好多地方他都去过，足迹遍布大理州。1960年根据地委、州人委决定，为进一步发展高寒山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他放弃春节假日，带领一个小组先后到南涧县的无量山区、漾濞县的桑不老、剑川县的老君山、大理县的九顶山调查研究，给领导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建立全州公社卫生所（院），他付出了大量心血。亲自主办学习辅导班，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用“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普通科学常识启示群众逐步从封建愚昧中解脱出来。在讲课、作动员报告和总结汇报工作时，他灵活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理论修养，引经据典，咏诗作对，精辟地阐述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且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诗句常现，不仅使人信服，而且还让人得到很好的艺术享受。1958年在州级机关动员干部上山下乡的干部大会上，他热情满怀地在讲台上朗诵他写的“革命为业四海家，个人利益服从她”的动人诗篇，激励人们愉快地投身到边远山区去，到劳动群众中去。到会干部听后深受启发，不断热烈鼓掌。 他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繁荣边疆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他认为收集整理好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大理不仅山川秀美著名于国内外，而且具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进行搜集整理。他常对文艺工作者说，爱祖国，爱人民，不能是空洞的，只有懂得我们的祖先是何等勤劳勇敢，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是何等珍贵美好，才能树了立起坚实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说，诗是思想崇高的结晶，是语言中最精炼的珍品。诗人应该有一颗善良的心，改造自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爱憎分明是诗人的必备条件，每一句诗都应该象洪钟，能打动干百万战士的心，读了它，愿意为正义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1956年大理州建州时，缪祥烈参加了费孝通、丁玲在大理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他对民族文化工作发表意见，并写成《我的认识和建议》刊载《大理文化》刊物上，提出“现在必须要抢救民族文化”。尔后亲自主持修改白剧《望夫云》。1958年组织了《大理文艺》、《大理风光》等刊物。每到一地都利用工作之余，收集整理民间故事等民族文化遗产，走访调查各地的历史和现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感慨万端，挥笔写下了《自励》、《诗和诗人》、《敬酒》、《云海》、《再见吧苍山》等数百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讴歌了党和人民，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艰苦朴素，一心为公。两件破皮加克随他度过了近40个春秋。他凭一只脚、两条拐棍上山下乡，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为革命流血而向党和人民提出特殊要求，甚至组织上应给予他的照顾他都一律谢绝。在他家里，除书籍不断增加外，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摆设。他因病多次到昆明、上海、北京、贵阳等地医治，花费很大，生活比较困难，组织上曾多次提出给他补助，他均婉言谢绝。特别可贵的是，“一二·一”运动中他受伤致残，经过党领导斗争，国民党被迫发给他终身抚恤费1000万元，安假腿费200万元．他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47年就交100万元给盂循时作党的活动经费：其余部分先后交给由宣威中学和宣威师范师生组成的宣传大队、榕西武工队和新一区游击中队作费用。1951年他又把留作安假腿的20多两黄金全部交给党组织，自己的假腿却没有安，多年来一直拄着双拐工作。 他爱憎分明，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他的生活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影响下，他因主张“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受到了错误批判，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中，不仅把这些问题翻腾出来，而且又罗织各种新的罪名，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虽然只有一条腿，也未能选过“劳动惩罚”，就连当年被锯下经药物处理安放于昆明师范学院作革命传统教育的左腿也不翼而飞。但是他没有因为受挫折而动摇自己的信仰，他以坚强的段力忍受了种种磨难，始终坚信党能战胜内外敌人。他以无比愤慨的心情写了一篇《三字经》讽刺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理州委对他的问题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推倒了过去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万分激动，对党更加坚信无疑，对党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写诗歌颂党拔乱反正的伟大成就，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受害者喊出感激党的肺腑之言。同时，他认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应计较个人恩怨，他特别注意团结错整过自己的同志。他说：“过去的问题，党已作出正确结论，要紧的是大家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当他的问题得到全面落实后，他说：“州委纠正了过去对我的错误批判，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错误，我同样犯过‘左’的错误，我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要正确对待整过我的同志。”他把亲人招到病床旁，对他们说：“从我的问题落实说明，我们要坚决相信党，依靠党，特别是在受到挫折和碰到困难时，不应该动摇，今后你们要永远跟党走，才不致迷失方向。” 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左腿截肢后，肌肉萎缩，股骨裸露，伤口复发又作过几次手术。1972年伤口严重复发，进行了第八次手术，又把左腿锯了一节。同时，右腿发现小瘤，医生确诊为骨瘤，后发展为右腿滑膜肉瘤。每次动手术，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手术的痛楚。在死神面前，他写下了泰然自若的诗句：“不怕五雷劈顶，何惧肿瘤缠身。听罢复查报告，仰天一笑相闻。”当癌细胞还未进入骶骨以前，他每天5点起床锻炼，癌细胞扩散后，他决定用己作试验，探索用中草药治疗恶性肿瘤，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痛苦。他不仅鼓励医生在他身上大胆施药，还常常一罐罐地服用探访到的各种中药。1973年，他右腿也需截去，才能彻底割除瘤体，但他怕锯掉这条腿，就不能走路，只能拖累国家和人民，于是决定保腿不保命，想争取用最后的日子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病危时，州委派人去看望他，他向来人说：“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先烈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所不惜，我为革命失去了一条腿算不了什么。我患的病是骨癌，当今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治疗方法，党组织和医务人员已尽了应尽的责任，我表示感谢。我为革命做的很少，但党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内心惭愧”。经过多次手术后，缪祥烈居然奇迹般地又活了近十年。十年中，他一边进行手术治疗，一边还断断续续地坚持工作，只要稍好一些，他又拄着双拐去工作了。他与疾病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对革命事业的乐观信念，使医护人员从内心敬佩，使看望他的同志无限感慨。1979年，他的右腿动第七次手术（左右腿共动手术15次），在病榻上他写下诗句：“明日又上手术台，一刀割下肿瘤来，流血牺牲何所惧，誓把癌王彻底埋。”他就是以这种顽强精神同病魔作斗争的。 1979年，昆明师院组织编写“一二·一”运动史，他被调到师院参加此项工作。师院筹建“一二·一”运动陈列室，要他到陈列室工作，他非常高兴，以他对“一二·一”运动的特殊感情参与工作，在近3年的时间里，病魔肆虐无所阻，奋不顾身，辛勤劳动，到省档案馆、公安厅查抄档案，在四烈士墓前向青年发表演说，与其他同志一起了“一二·一‘运动史专章初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惦记着没有完全尽到他的责任。 在他病重期间，党组织派人前去看望。他非常关心祖国的振兴，感谢党和同志们对他的关怀。他自感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再嘱咐他身后一切要从俭，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还说愿把自己的身躯化为肥料，上面可以种树。临终前，他仍不忘记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后代，忍受剧痛给后代留下诗句：“祖国青山何处不可埋忠骨，人间理想共产主义蜜心睥，年过花甲成绩很少心不安，希望诸儿多多努力齐向上。”1981年11月28日，缪祥烈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享年64岁。1988年1月19日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在《关于缪祥烈同志的党籍的复查结论》中，决定恢复缪祥烈1940年入党的党籍。 中共宣威县委史志委员会（根据1982年《青年运动史》第六期赵家康、王琪、姜克夫、柴爱国、费跃、缪祥琉《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1982年《云南支部生活》第一期林烛平、旭峰《深切怀念缪祥烈同志》，1984年《大理文化》第三期杨晃《忆缪祥烈》等文和费跃、李开树、缪祥琉等回忆资料及有关档案，朱礼铨、浦绍臻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