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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想写一篇博客，主要内容是讲两代人的四十年。”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徐燕妮道出了想写这篇文章的由来，她的父母是在1951年随张国华将军的十八军大部进藏的，直到离休才回到内地；2014年她的哥哥也暂时结束了在西藏四十年的生活、工作回到内地休养，现在侄子也在西藏上班，“对于西藏，我们一家既有奉献，更有很深的感情。” “故土难离就是我们这些藏二代的西藏情结。”徐燕妮说，西藏对她来说应该是第一故乡。 文/记者 张会莉 图/徐燕妮提供
小时候：被父母送走就嚷着要回拉萨 徐燕妮的父亲徐大猷，祖籍湖北，1952年从西南军区文工团调到十八军五十三师文工队，并跟随部队进军西藏；母亲耿珊舟，安徽砀山人，1951年跟随十八军大部，靠双脚走到西藏拉萨，是现在还在世的为数不多的“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之一，也许还是年龄最小的女兵。“我的父母是在十八军相识、相爱的。”徐燕妮说，西藏解放后，她的父母分别转业到地方工作，参与西藏的建设。 “父母是在西藏的时候有了我和哥哥，然后回到内地分娩的。”徐燕妮说，当时的西藏条件特别艰苦，医疗条件不好，生孩子必须要回到内地，交通工具就是大卡车，在路上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我还在娘胎里时就走了一趟川藏线。”徐燕妮说。 小时候，徐燕妮回内地最主要的原因是上学。“父母一把我和哥哥送回内地，我们就想着父母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回拉萨呢？”徐燕妮说。当时她和哥哥在内地生活条件很好，但他们还是很想回到西藏。 长大后：工作内调仍旧关注西藏 1974年，徐燕妮真正开始了在西藏的工作生活，那一年，她被父母接回拉萨读高中，是插班生。1975年，徐燕妮高中毕业，开始了两年的插队下乡生活，在堆龙德庆县。“当时的农村条件特别艰苦，但是我都没有离开西藏的想法。”徐燕妮说，“常常说西藏是第二故乡，其实应该说是第一故乡，我的朋友、家人都在西藏，而且我对西藏的环境也越来越熟悉。小时候的拉萨城，骑自行车就能走完，从东到西。” 1998年，因为小孩上学等原因，徐燕妮内调到北京工作。“我对西藏有很深的感情，我们一家人都对西藏有很深的感情。”徐燕妮说，“最留恋西藏的人情味。”
康藏高原英雄班 1951年，我的母亲——五十三师文工队的女兵耿珊舟，作为12名女兵之一，在班长彭家英的带领下，参加了甘孜机场的抢修建设，那一年她才16岁。高原的春天十分寒冷，为了解决食宿，又不惊扰当地百姓，女兵们沿着山坡挖坑洞，稚嫩的小手被坚硬的石头磨破了皮，也没有人叫苦叫累。女兵们和男同志一样上山砍木材、劈树枝、背木头。在挖好的坑洞上面架上原木铺上树枝，糊上稀泥和成的土。窑洞建好了，她们还到处寻找色彩各异、形状漂亮的鹅卵石，嵌成各种图案和标语，如“解放西藏 保卫国防”、“修建机场 支援前方”，以鼓舞士气。 白天，在工地上，她们干着和男同志一样的活：挑土、锤石、拉沙子、扛木头，许多人的肩膀磨破了，腰扭伤了，生病了……都不肯停下来休息，她们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早日修好这条‘空中通道’，以保障前方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当年，甘孜的春季，气候恶劣，女兵们的脸全都晒得脱了皮，由于长期吃不上蔬菜，她们个个口唇干裂、指甲凹陷。望着一个个瘦小的身板，黝黑黝黑的脸庞，一说话，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同志们爱怜地称她们为“黑人牙膏”。连师首长看见这些小女兵，都十分钦佩，纷纷树起大姆指，说：“你们是了不起的小女兵，是我们‘康藏高原英雄班’！” 高原的夜晚寂静而寥廓，女兵们劳累一天，睡在自己亲手挖的窑洞里，心中是无比的温暖和自豪。夜深了，她们睡得很沉、很香。 夜己经很深了，没有人会想到危险正在一点一点向她们逼进，也许是白天太劳累了，也许是因为太年轻了，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突然一声闷响，整个窑洞塌了下来，泥和土一下子将12个睡梦中的女兵全埋了起来。原来半夜里下起了大雨，雨水冲垮了窑洞。这时，连长指导员带领着战士们赶来了，不敢用铁锹挖，怕伤着女兵们，就用手刨，手被树枝刺破流血了也全然不顾；下着大雨煤油灯点不着，就用两三个手电筒照着，刨着扒着，还不断地叫着每一个女兵的名字：“彭加英、李淑惠、耿珊舟……”当这些女兵被救出来的时候，这些平时干着再重再累的活都不曾掉一滴眼泪的女孩子们，还来不急拍净身上的泥土，抱着班长的胳膊就哇哇大哭起来。看到这情景，指导员、班长的眼里也泛起了泪花。那一夜，这12人中有4位女兵在睡梦中永远地告别了自己亲爱的战友们，她们再也没有醒来，她们宛如高原上盛开的格桑花，永远地在布绒朗山山坡上绽放。幸存的几位女兵，在此后的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事业中，仍然继续着自己的革命生涯。 （文/徐燕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