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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新村，曾是农三师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座45年前的戈壁小镇，早已荡然无存，变成了3000亩棉花地。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5年，给我留下了太多记忆。 1966年1月7日，兵团正式发布成立农三师的命令，并将农一师四管处等单位划归农三师建制。1965年下半年，开始了筹建工作，师机关暂时在草湖四管处处部。新成立的6个团场建在了叶河东岸。为便于领导，师党委在前进三场成立了指挥部，师机关全体人员都搬了过去。1966年3月10日，农三师在指挥部召开叶尔羌河东岸开发会战誓师大会，喀什地委书记兼农三师政委孟树林出席大会并讲话。1967年2月24日，农三师向喀什地委呈报了关于新师部定点巴楚县阿克萨克玛热勒乡的报告。同年5月15日，农三师党委向兵团党委报告师部定点于巴楚县阿克萨克玛热勒乡的古鲁巴克，后命为“五七”新村，随即开始了师部的规划设计和建设。1967年下半年，师机关人员陆续进入“五七”新村。 1971年2月24日，兵团党委决定，撤销工三师建制，师机关并入农三师机关。工三师也是1966年成立的，师部设在莎车县七公社附近，机关周围都是农民的耕地。工三师下设3个团，二十一团先后修建了阿克苏、库尔勒飞机场，部分连队还参加了中巴公路的建设。二十二团修建了和田飞机场，工程结束后转移到于田县搞农业开发。二十三团在泽普县修建东岸大渠，为农三师叶河东区开发创造条件。后来又成立了民丰工程支队，修建民丰县至且末县的公路。工三师曾在且末县设立开发指挥部，因条件不具备而撤了出来。 1971年3月，我从工三师调入农三师劳资科，进入“五七”新村，感觉不错。师部规划井然有序，路边白蜡和杨树已显生机，机关住宅区基本到位。师机关周围分布有干部教导队、警卫通信连、银行、邮局、商店、批发站、前进小学，师机关外围分布有前进中学、师医院、汽车二连、工建连、勘测队、大修厂，后来还成立了疆字903部队。当时，师机关还是临时办公室，办公与住宿兼用。1973年，师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办公室落成，办公室条件改善了，我也在原办公室成了家，大女儿晓晖就诞生在这间房子里。 到农三师后，印象最深的是机关大礼堂。1971年4月，干部大会在礼堂举行，会上宣布了师党委一批干部任命，其中我被任命为师劳资科参谋；1971年5月24日—28日，在大礼堂召开了农三师第一届党代会；1971年7月1日，我在大礼堂参加了新党员入党宣誓；1973年、1974年，在大礼堂召开了农三师第一、二次庆功大会；先后两次在大礼堂举办了各团场参加的农副产品展览会，每个团场一个展厅；还在大礼堂举办过全师文艺会演。 农三师大礼堂的建设，确实是一大创造，也发生过鲜为人知的故事。经过专人设计，礼堂墙体是土块砌成，顶部是用红柳把子拱起来的。礼堂内部有木头顶柱，地面铺了砖，坐的凳子是长木板条。有一次，我们在大礼堂听报告，忽然看见主席台上进来几只老母鸡，一进去就叨地上的瓜子皮，再一看主席台上的一位领导正在嗑瓜子，立即引起台下一片笑声。 以后才知道，大礼堂建设的具体组织者是当时的劳资科科长耿明祥和生产科参谋邱鹤楼。我两次到北京出差，都登门看望了老科长耿明祥，谈及建大礼堂的事，他津津乐道。老科长讲，当时建设大礼堂，机关干部积极性很高，纷纷参加义务劳动，礼堂顶部用的红柳都是大家砍来的。整个工程花了不到5万元，师长柴恩元经常过问，提醒我们要节约。大礼堂建成后，曾受过兵团领导的批评，当时兵团严禁修建楼堂馆所。后来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吴登云来三师检查工作，见到大礼堂才明原委。 当时，传说“五七”新村两大怪，一是水塔失火，二是公路被盗。师部唯一的水塔，建在大涝坝西南头，水塔塔身是用木棒搭起来的。大概在1970年，不知什么原因，塔身木棒烧了起来，等火扑灭，木棒也烧成木炭了，故称水塔失火。大涝坝是师部唯一的水源地，水面不大，碧水一洼，风吹胡杨摇，确为一景。当时，师宣传科郭寅生拍摄了一张涝坝风景照，着上了颜色，曾得到师政委张晓中的赞赏，并拿到兵团炫耀了一番。涝坝的水是咸的，但在东南头挖了一口浅水井，水是甜的。师机关及周围单位都去挑水，可水量有限，所以在那里挑一担甜水实属不易。公路被盗则是几十公分的灰土路（俗称刮风天是扬灰路，下雨天是水泥路）铺上胡杨树干才能走车，胡杨树干经常被盗。 “五七”新村时期，交通十分不便，到县城、团场均无班车，到三岔口也是搭便车，人们叫“进不去、出不来”的地方。1972年夏季的一天，前进水库管理处向师机关报告了紧急情况，师长柴恩元立即带干事李松志乘车前往，到后就让司机返回，因为师里其他领导还等着用车，在现场就靠两条腿了，每天要走三四十公里路。当时机关干部去兵团、下团场出差，都要到汽二连找便车，在小海子垦区团场之间，不少同志都步行，当时劳资科参谋田景荣、生产科参谋程镜远，以步代行，常年深入团场指导工作，为此受到三等功表彰。记得我1973年去兵团办事，乘了5次车才赶到。从师部到三岔口，乘的是师工建连的拖拉机，到三岔口天已黑，就住在了该连采石点的一间破屋子里，晚饭招待一碗汤面条，算是特殊待遇了。睡觉就不讲究了，颠簸了半天，人已疲倦，很快进入梦乡。但好景不长，突然感觉几只老鼠在被子上面爬行，有一只碰到了头部，赶快起来打跑，而睡意也全无了。 “五七”新村的8年，是三师经济困难、生活艰苦的8年。广大干部群众经历了十分严峻的考验，虽经努力，仍是财务连年亏损，粮食不够吃。师机关专门成立了调粮办公室，一间房成立了粮食转运站。有些从北疆调来的玉米都发霉了，还是要吃。师参谋长刘书贵家庭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委托秘书到工建连买了三麻袋胡萝卜补充口粮。师副政委马焕文（老红军）一次带工作组到四十八团蹲点，结束返回时，连长给每人装了一袋西瓜，马副政委发现后，立即让连长从车里卸下，并进行了批评。 1972年，我出差到叶城牧场，老书记张海水热情接待，但中午吃饭是一碗清水菜汤，一个粗玉米面馒头，一边吃一边掉渣子。原四十四团汽车队老刘，利用原在河南入伍时结识的老首长关系，每年采购一批咸大肉，分给各团场，师机关也有份。由于长途运输，咸肉已变味，还是要吃。我家做咸肉是用水清洗后蒸着吃，也算是改善生活了。当时，师机关招待所规定，团场司令部副参谋长、政治处副主任以上干部到师部出差可吃包伙，这个规定是比较诱人的。记得1975年3月我从四十三团蹲点回师部，搭乘给师招待所拉鱼的车子，下车后混了一顿饭。郭师傅给我做了红烧鱼，吃得很开心。可吃后不到半天就拉起了肚子，不知是鱼烧得生，还是亏肉的肚子享受不了。1975年国庆节，听说商店进了一批饼干。知道后就去商店买，可饼干未上货架，问营业员都说不清楚，找商店金经理找不到，可能是躲起来了，等了整整一天饼干也没买到，非常失望。 在困难时期也有乐趣。每到晚上，一帮单干户坐在室外吹牛、聊天，“翻译官”方晓华（后任新师大教授）清脆的笛声、协理员廖春谓的故事，成为人们的精神享受。业余时间，大家打篮球、乒乓球，星期天出去打柴禾，到阿克萨克玛热勒乡买鸡蛋等等。我与原师政委钱文理说起那段经历时，他深有同感，虽然那时环境艰苦、生活困难，可精神充实、工作有干劲。我与原副师长严修业、原工会主席孔庆云谈起参加农三师第一届党代会时，他们说，代表们都住在师中学教室里，地上铺了麦草。如此条件，大家不但没有丝毫怨言，而且还充满了荣誉感。 1975年5月21日至25日，喀什地委、农三师党委在“五七”新村召开贯彻中共中央（1975）11号文件会议精神，喀什地委书记王振文、农三师政委张晓中主持，会议产生了《关于农三师并入喀什地区有关交接工作的具体方案》，喀什地区革委会成立农垦局，负责各团场的业务管理。 会议之后，农三师领导分别调入喀什、和田、克州任职，现役师领导有的回了北京，有的在新疆部队任职。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干部分别调入喀什地委、革委会机关或下属单位任职。 农三师直属单位按新的隶属关系开展工作，有的单位也迁入喀什。 1975年10月14日，喀什地区革委会决定，农垦局从巴楚县“五七”新村搬到喀什市人民西路原8018部队驻地（现人民西路48号）。从此，“五七”新村结束了其作为农三师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历史。 离开“五七”新村已40多年了，而对它的印象却挥之不去。离开后，我几次路过，拐了进去，找找感觉。2004年一次下团场路过，又以怀旧的心情拐了进去。这次进了原区域就没路了，路不通，步行前进。这时，一个维吾尔族青年走过来，我们相互打招呼后，即问他师机关的位置在哪里？大礼堂的位置在哪里？随着我的提问，他指指点点，俨然成了我的向导。经交谈，他原来是师部附近一个大队大队长的儿子。最后，维吾尔族青年友好地请我留下来，请我吃羊肉。因要赶路，我婉言谢绝，以一种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五七”新村。（作者系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原党委书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