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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底色是红色。山是红色的，路是红色的，人们居住的窑洞也是红色的。 从小到大，那条红土路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每次出走与回归都要经过那条路。先辈们在红土山上开出的红土路，一到雨天就泥泞难行，就像我家的院子里一样，尽是红泥巴，粘在鞋上甩也甩不掉。红土窑也像红泥巴，粘在记忆里怎么也甩不掉。过去，村里的人大都住在红土崖上掏出来的土窑洞里。据老辈人讲，红土是最瓷实的土，黏性大，掏窑土脉最好了。村里红土窑依山挖掘，一溜一溜、一层一层，掏窑倒出来的土自然将门前垫平，形成一个个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大伯家的院子是我家的窑脑畔，隔壁永明家的院子又是王林家的窑脑畔。 小时候，一群孩子整天东家门里出，西家门里进。冬天，不论去了谁家，家里都是热气腾腾的，大后锅蒸腾出的气弥漫在窑洞里，炕头上更是暖暖的，把冻得通红的小手放上去，那种暖，是从手掌到脚底都能感受到的，再不过瘾，就干脆脱了鞋上去盘坐在锅头。夏天，天气越热，窑洞里越凉快，中午开着门睡觉，也不会觉得热，是自然的空调房。 我家在山脚下，两孔窑洞，顺山掏出来，山的外形基本没变，两孔窑洞间还是夹鼻一样的斜坡，门窗很简陋，就像两个地窖一般。墙上裸露的红泥经过雨水冲刷，泥痕一道一道，细细的红泥沙一堆一堆在门口汇集。院子里的红泥吸水性强，排水性差。雨后的小院泥泞不堪，红泥粘在鞋底，一提脚就是一坨，湿土全被提起来，下面露出干干的红土。雨后，我们最常干得事情，就是在泥泞的红泥院里，铲出一条干路来，也因此积起一道地垄来，阻挡外面的水流到院子里。家里多次改造院落，请人将院子里多余的红土挖走，把窑面整平，雇人烧砖备料。当那深青色的砖头出窑时，妈妈筹划已久的工程就开动了，请匠人用青砖砌起了窑面，将红土窑洞包到里边。两孔窑洞接了三个窑口子，院子比以前宽敞了许多。红土窑洞接了青砖口子，立刻显得高大起来，门前做了水泥散水，从此院子里不再泥泞。 我大学毕业那年，东面的窑洞成了主要改造对象。妈妈说：“儿女大了，该拾掇拾掇家里了，不然，孩子们找不下对象了。”我也觉得收拾收拾家很必要，如果真没人上门相亲，成了老姑娘就不好了。 东窑装了玻璃窗户，铺了瓷砖地板，围了白瓷砖腰墙，窑洞瞬间亮堂起来。后来我出嫁了，住土窑洞的次数越来越少。再住红土窑，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带着四个月的大儿子回到了娘家。妈妈的病很严重，医生说希望不大，出院回家能吃什么吃点什么吧！从省城看病归来，第一天的夜里，妈妈睡的特别安稳，早上醒来说：“还是自己家里睡得好，一夜没醒，可是睡好了！”当时，妈妈的气色还不错，可以坐起来，也可以说说话，看见小外甥还能挤出点笑容来。病中的妈妈干枯的手挥舞着，想给她的亲外甥缝一件背心，但拿不了她用熟了的剪刀，踩不了缝纫机，只好作罢。她常笑着说：“等病好了给你看孩子，将来再给你弟弟张雄看孩子。把孩子们带回咱这窑洞里，冬暖夏凉，受不了罪。院里种上蔬菜喂上鸡，孩儿们吃得都是绿色食品……”妈妈的话让我心酸难过，但又不敢表露，忍着泪说：“妈，你赶紧好吧，我就缺看娃的人了。”我们都盼着妈妈赶快好起来，祈求上天开恩，放过妈妈。 可后来，妈妈连坐的力气也没有了，一直躺在她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窑洞里，在疼痛中辗转。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不谈她的病，但她从大家的神情里，从疼痛的程度上明白了一切。于是，深陷的眼睛目光呆滞，再也没有了以往的犀利和敏锐，每日盯着窑顶，缓缓地搜寻曾经的岁月。她会突然想起过往某一天里的某一件事，然后，用微弱又沙哑的声音告诉我们。 陪着妈妈睡在曾经温暖的炕上。七月的天气不冷，但我却整夜打着哆嗦，流着泪难以入睡。妈妈瘦得皮包骨头，皮肤就像我悄悄在菩萨前祈祷时烧的香一样黄，疼痛如影随形，时刻折磨着她，吃不下饭，咽不下水。想到医生的话，想到妈妈即将离去，我的胸口闷闷的，心里就像被针刺一样痛苦难抑。那些日子，我在老家的土窑洞里度日如年，有时，真想逃离曾经有过许多欢笑的家。害怕的事情终于来了，中秋节的早晨，妈妈在红土窑温暖的土炕上闭上了眼睛。三孔窑洞，妈妈改造了二十多年，最后永远离开了她的红土窑，长眠在另一片红土地里。妈妈走了，我和弟妹们成了没妈的孩子，成了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故乡的红土窑还在，弟弟妹妹相继成家，爸爸无心再打理红土窑，凑合着住在里面，慢着性子从容地拉着二胡打发时间。去年四月的一天早上，我拿起手机翻看微信，爸爸的一条消息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微信里只有一张图片，东窑的后墙裸露着深红色，墙皮掉下来堆在炕上，爸爸的被子被压在泥皮下面。微信里爸爸没有多说一句话——哪怕是一个字，我心中甚是恐慌，心跳骤然加速，赶忙给爸爸打电话。电话通了，是爸爸接的，说人没事。我长吁了一口气，但后墙裸露的红泥却老在眼前晃动，让我心神不定。中午抽空回村，东窑后墙的红土暗红暗红，那是多年的的陈土，没有了刚掏出来时的红润，塌下来的泥片已经清扫干净。窑顶有几处裂开了口子，还有几个地方用红泥修补过，东一块西一块，整个窑洞看起来黑乎乎的，像一块打满补丁的破布，更像一张写满毛笔字的废旧报纸。突然间，我感到很压抑，压抑的想哭。
家里没有了妈妈，也没有人像妈妈一样收拾窑洞了。十几年的时间，红土窑就这样破败下来，连同我的青春。饭后在村里走了走，窑脑畔上旺平家土窑破旧的窗棂间，糊窗纸早就没有了，小菱形窗格黑洞洞的，像被困了多年的怪兽，在悄悄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永明家的红土窑门前，一丛丛杂草随意地疯长，院墙上的石头也东一块西一块，坍塌的不成样子。三刚家新盖的房子在塌了的土窑洞前，门面贴了白色瓷砖，在阳光下亮的耀眼。我家西面元元家也盖了新房子，封顶时候贴上的对联还没有褪色。东民家新屋就在老屋院里，村口彦林家盖的二层新楼房都贴了白色瓷砖，在大队院快要塌陷的老房子衬托下，愈发高大时尚。 村里老一辈的人越来越少，红土窑与现代文明越行越远。年轻人不愿意再回到冬暖夏凉的窑洞里，新盖的楼房里有城市的文明，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和弟弟妹妹商量好给爸爸盖新房，让爸爸也搬出红土窑。六月破土动工，十月底一套80平米的新房在老屋的西面落成了，三室一厅，还有厨卫和锅炉间。弟弟按照他在临汾市里商品房的装修和配置，给新房装上了抽水马桶、热水器、抽油烟机，还添置了沙发、茶几、网络电视机。秋天，县里有政策，将所有的土窑洞划定为危房，责令十二月前全部搬离土窑洞。爸爸终于搬出了住了多年的红土窑，住进了崭新的套房里。今年正月初二，我带着孩子们回娘家，住进了新房子里。新房靠着老屋，院还是那个院，但变了面貌。那夜，我和弟弟妹妹们聊起了好多往事。红土地、红土窑、红泥捏得电视机……那夜，我在新房里睡的特别香。那是妈妈去世以后我第一次回娘家过夜，虽然不是以前的红土窑，曾经的红土炕，但是，我却能感受到这片土地给我的温暖与力量。早晨，被叽叽啾啾的麻雀声吵醒，出门爬上对面的山坡上四望。太阳已经升起来，天空特别蓝，不远处庙疙瘩上那一丛树在冬日里灰黄灰黄。我家窑脑畔上一溜溜的红土窑笼罩在冬日的阳光里，暖暖的，但是都没有炊烟，了无生趣。爸爸悠扬的二胡声从新房子里传来，我听见孩子们开电视的声音，打游戏的声音……好多声音混杂起来，惊起了枝头那群麻雀，扑棱扑棱乍起翅膀飞到了窑脑畔的杂草间。红土窑在我的生活中越走越远，但它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消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