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思想亮点

江西教育学院   李和平

    吴与弼（1391-1469），黄宗羲说：“康斋倡道小陂，一禀宋人成说”，这个宋人成说，是不明确的。宋人成说，是朱说还是陆说？黄宗羲之说是不明确的。学界多有说吴与弼兼采朱陆的，这个兼采朱陆，又是不准确的。在于笔者，吴与弼思想，以远朱近陆为是，吴与弼思想中的陆学，开有明一代阳明学之端绪，可以说有明一代的王学，直承吴与弼思想的因素是较为明显的。学术界又普遍认同吴与弼的耕读思想，教育界以重视劳动教育的教育家来界定吴与弼，自有其理由在，只不过，劳动教育思想，或言耕读教育思想又不足以表征吴与弼。

    吴与弼思想近陆学，是从文化上说；吴与弼思想中的耕读思想，是从教育上说。说康斋文化思想也好，说康斋教育思想也好，都属于横断地讲；横断讲，是说吴与弼思想的方方面面，方方面面是横断地讲，对应于横讲，还有纵贯地讲。纵贯地讲，是从思想家思想的地位、作用、影响、意义上说。

    如今既要横说吴，又要纵说吴，该如何说？横说又纵说，不妨称之为纵贯横讲，即以横讲为经，以纵贯讲为纬，具体说就是以吴的文化思想、教育思想为经，以其文化、教育思想言论行为的地位、作用、影响、意义等为纬，予以指点出吴与弼思想中的亮点，指点出的亮点，既要给读者以吴与弼的明确思想，又要予读者以吴与弼的准确思想，更要予读者指点出吴与弼思想的重大而深远的价值意义。
准此，则吴与弼思想的亮点有二。

    其一，吴与弼思想与中国文化教育第二次下移的关系——吴的思想言论与行为，构成为中国文化教育第二次下移的端绪。

    如所周知，中国文化教育第一次下移，发生在春秋时代，下移发动者，可以以孔子为代表。孔子以前的西周时代，文化教育处于“学在官府”状态下，西周的贵族垄断着文化教育，在那样一个贵庶等级界限森然不可逾越的时代，遮民是不得与闻文化教育的。

    孔子兴起，私学勃兴，私学取代正在逐渐衰微、没落的贵族官学，直至贵族以及贵族文化教育彻底在中国历史上消亡，这就是整个春秋战国中国文化教育的根本性变化，这个根本变化的历史意义极其重大而深远，举其要者而言，首先，这个变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独立化进程，中国文化从此 从与政治文化合一的状态中分化出来，有了独立的意义；其次，这个变化又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独立化进程，从此，西周时代的政教合一的制度一去不复返，教育成为独立的事业，教师成为独立的职业，西周时代亦官亦师，官师合一的制度一去不复返；同时，作为文化、教育的独立载体，士阶层兴起，促进了中国士族社会的兴起。最后，这个变化，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文化教育下移带来的诸子百家之学的勃兴以及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是中国文化、思想、理论高度繁荣发展的证明。

    与第一次下移不同，明代发生的第二次下移，是由以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推动并完成的。阳明以前，中国文化教育一则为佛、道两家所完全操纵，一则又高高在上，成了士族的专利品，儒家与社会下层脱节现象十分严重。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到：“新儒家的伦理也因阳明学的出现才走完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程朱理学虽然把士阶层从禅宗那边扳了过来，但并未能完全扭转儒家和社会下层脱节的情势，明代的王学则承担了这一未完成的任务，使民间信仰不再为佛道两家所完全操纵。”

    阳明学促成了中国文化教育的第二次下移，这跟吴与弼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阳明学与崇仁之学有一定的师承关系。阳明曾拜会吴之及门弟子娄谅，而娄谅是吴与弼门下被老师看好的弟子，阳明拜会娄，说明阳明学与崇仁学有一定渊源关系。阳明学可以看做是吴之崇仁学之再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吴及吴之崇仁学，可以构成为中国文化教育第二次下移的端绪。

    其二，吴与弼思想与新儒学往农工商贾转向的关系——吴之思想是新儒学往农工商贾转向的开始。
    首先，吴有“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的思想，告诉农工商贾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要就着自己本有职业、地位尽心去做自己的事，同样可以和儒家学者一样成仁成圣，也就是说，农工商贾可以儒学化，农工商贾儒学化，造成了明代以来，中国特有的儒商阶层；另一方面，儒家学者“须亲细务”，包括经商之类，“躬亲稼穑”即从事农业生产之类以治生，也在吴与弼思想中可以找到端绪，也就是说，儒家学者也可以农工商贾化。儒家学者农工商贾化，可以在明代的思想史中找到很多关于士是否可以经商的思想讨论，以及可以找到许多治生有成有业绩的士族知识分子的案例。
    其次，儒家与农工商贾不仅可以角色互换，而且儒家的读书，也必须放到农工商贾之事上去体验、证验。
    吴与弼有诗曰：“万事应须任所遭，胼胝农圃致辞劳，西斋讲罢心如水，又对凉天霁月高”吴讲“随处体认天理”，讲“事上磨炼”即有把儒学放到农工商贾之事为上去体验，去证验的意思在。
    吴与弼发儒学往农工商贾转向之端，到了阳明，则把其思想进一步提升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一也”儒家与农工商贾之不同，只在各自所从之业上，就道而言，他们是殊途而同归的。
    儒家既然可以并且应该与农工商贾有换位行动，角色互换，又可以并且应该有双方在事为上的互相借鉴，体验与证验，这就势必造成一个结果，即中国文化教育发生纵向性的传递传播，即从上往下传，从上往下传，即儒学走向社会下层民众，走向农工商贾。这个变化的文化意义，教育意义以及社会意义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阳明是这个变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但，阳明这一思想与行为的端绪，可以从崇仁学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