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煤田位于滨海的平原上，煤的外运只能利用距开平最近的北塘河口将煤海运外地，而北塘河口距开平矿区还有90里陆路，运输非常困难。为此，李鸿章、唐景星等人呈禀清朝政府，拟修一条从开平矿区直达北塘河口的铁路。经再三陈述，始得获准。由开平矿务局出资兴建，并聘用开平矿务局工程师金达操办。这条铁路于1880年5月动工兴建。但是不久由于顽固派官员的阻挠，朝廷又收回成命，停止修筑。
李鸿章是主张修筑铁路的洋务派官员，他曾向突诉面请兴修铁路。奕虽表赞同，但说“元人敢主持”，“两宫(指东西两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计”。李鸿章并不死心，又指使刘铭传出面，上奏朝廷，请修铁路。紧接着他又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写出了修筑铁路的“大利九端”。唐景星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由于招商局的船只逐年增加，需要大量的煤，而且开平煤能运到外地销售，可以赚一大笔钱，因此，唐景星极力主张修筑铁路，以加快煤的外运。所以在朝廷收回准修铁路的成命后，他们一方面向上苦苦请求，一方面却偷偷地进行施工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修筑铁路的工作并没有真正停下来，他们想在1881年大量出煤以前，将这条运煤之路修通。经李鸿章等人多次禀奏，清朝政府只答应修一条运河，仍然不准修筑铁路。但经过测量，从芦台开挖运河，只能通到胥各庄，胥各庄至唐山矿区地势较高，不宜挖河。经李鸿章等人再次禀请，清朝政府在极端不愿意的情况下，允许自矿区至胥各庄之间，修筑一条轻便铁路。但是言明该路不准行驶机车，只能以骡马拖载，所以这条铁路当时也称马车铁路。
李鸿章、唐景星、金达等人不仅极力主张修筑铁路，也主张使用机车拖载。他们对于朝廷的决定非常不满，所以在工程进行中，就按着他们的想法去干了。
第一，关于轨距问题曾引起了一场争论。有人考虑到当时的财力紧张，主张采用英尺6英寸的窄轨距;有人主张采用3英尺6英寸的日本轨距;而金达坚持要用4英尺8英寸半的英国轨距(亦称标准轨距)。上海吴淞铁路采用的是2英尺6英寸的窄轨距，唐景星非常了解吴淞铁路的命运，所以不同意这个轨距。金达在来到中国之前，曾在日本工作多年，他深知日本的轨距定为3英尺6英寸是非常不利的。金达认为，这条铁路(指唐胥铁路)“一定要成为他日巨大的铁路系统中的一段”。他感到采用什么样的轨距与将来铁路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当然金达坚持采用英国轨距，还有别的用心。采用这个轨距，将来中国就可以大量购入英国工厂制造的机车车辆，为英国资本家开辟了一个很大的市场。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决定采用标准轨距。这条铁路在1880年冬季开始铺轨，于1881年夏初完成。
第二，在修筑铁路的同时，他们为了修造装煤用的矿车，以及以后修造机车、车辆，在胥各庄建立了一个修理工厂，称胥各庄修理厂(即现在的唐山机车车辆工厂)第三，私下里制造了机车。唐胥铁路建成后，开始时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曾用骡马拖运煤车。但唐景星、金达等人深知这种做法不会长久的。唐景星早有预言“时机成熟之时会采用机车拽引”。因此，他们一方面修筑铁路，一面偷偷地在胥各庄修理厂造起机车来了。工人们根据金达设计的几张图纸，利用矿山用的旧料，造出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即“龙号”机车。这台机车于1881年6月9日开始使用，金达把它命名为“中国火箭号”。这台机车牵引能力百余吨，投人使用后，“运输能力，陡增10倍”。但行驶不久，被清政府发觉，命令停止行驶。经过李鸿章等人多次禀奏，才又准予行驶。1882年，又从英国购进了两台双水柜机车(称零号机车)。此后机车的行驶才不受限制了。
从以上三点来看，唐景星等人在修筑唐胥铁路时，是有长远打算的。很多事是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在即成事实面前，清政府最后也只好认可了。
1885年8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清政府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从开平矿务局那里收买了唐胥铁路，并将铁路展修至北塘河口的阎庄。1886年，唐阎铁路完工通车。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天津铁路公司(也称中国铁路公司)，继续修筑至天津的铁路。1888年8月，唐山至天津之间铁路完工通车，并办理直通客货运输业务。1890年中国铁路公司又将铁路自唐山向东展修到古冶。1893年自古冶经滦州修筑到山海关，在那里设立了北洋官铁路局，并铺筑关外铁路。1897年，津(天津)芦(芦沟桥)铁路展修至北京城外的马家堡，到1907年关外段铁路修至奉天 (皇姑屯)。至此，北京至奉天全线通车，称京奉铁路。
唐胥铁路的修建，为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