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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拓宽：1931年至1949年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更多的东西方学者投身到敦煌学研究中来，促进了这一学问的发展。我国敦煌学研究领域继续扩展、研究成果继续扩大，敦煌学体系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充实。 1.中日学者赴英法考察研究敦煌遗书增多 中日学者继续到法英考察、抄录、研究敦煌文献，中国去的人数增多。有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等，日本有那波利贞、神田喜一郎等。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向学术界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范围也更加广泛。 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敦煌历史和俗文学方面，王重民和向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重民从1935年到1946年，陆续向国内学界介绍巴黎和伦敦藏敦煌遗书中的经、史、子、集要卷数百件，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些要卷进行了高水平的审鉴、考订、抉发和阐释，深刻精辟地揭示敦煌遗书版本源流、文献价值及其学术文化意义，先后以《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伦敦所见敦煌群书叙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残卷叙录》为题，发表数十篇文章，大大扩展了国内学术界的视野，提高了人们对敦煌遗书学术价值的认识。如《金山国坠事零拾》（1935年），利用敦煌文献中有关资料，对史籍记载简略的金山国史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使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后来在1957年，他把这些文章和其他学者介绍敦煌写卷的文章加以节要摘录，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出版。此书已成为国际敦煌学界公认的敦煌遗书研究的经典著作，是从事敦煌遗书研究的学者必读的参考书。 向达不仅利用敦煌文献结合文献资料撰写出了敦煌俗文学的著名论文《唐代俗讲考》（1934年、1944年），以后发表的《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还开辟了将敦煌文献、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洞窟壁画结合起来研究敦煌史地的新途径。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1947年）等论著，使国内研究者对巴黎、伦敦的敦煌文献有了更多的了解，王重民、向达等寄回或带回的文书录文或照片则为国内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资料。 对英法所藏敦煌文献研究的进展促进了国内学者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进一步整理。许国霖对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的写经题记、变文、偈赞、音韵资料、文疏、契约、传记、佛经目录、杂类（包括牒状、转帖、蒙学读物、杂诗、杂记等）进行了辑录整理，撰文刊布，编成《敦煌石窟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分为上下两辑，于1937年铅印出版。此书刊布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的写经题记三百多条，时限上起北朝，下迄宋代；还刊布了该馆所藏敦煌遗书中的变文、偈赞、音韵、文疏、契约、传记、佛经目录、杂类文字等八类110多篇，分别为敦煌写经、敦煌文学、敦煌历史、敦煌社会、敦煌经济、敦煌民俗等项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贵资料。 日本的那波利贞在1931至1933年留学欧洲期间，仔细阅读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并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进行了抄录和拍照。在那波利贞以前，旅欧访察敦煌文献的东方学者，其注意力主要放在佛教典籍和四部书上，而那波利贞关注的主要是寺院文书、社邑文书等社会经济资料。回国以后，那波利贞长期致力于对这批在当时被称为“杂文书”的整理、介绍和研究。他曾多次在日本史学研究会等学术会议上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了《梁户考》（1938年）、《有关于唐代的社邑》（1938年）等若干篇著名论文。那波利贞的研究拓宽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使学术界对敦煌文献中的所谓“杂文书”的内容和价值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那波利贞以后去欧洲考察敦煌文献的神田喜一郎，在回国后完成了《敦煌秘籍留真》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而仁井田陞则在日本国内完成了他的敦煌学巨著《唐宋法律文书研究》。 2.石窟艺术考察研究受到重视 在30、40年代，对敦煌石窟艺术的考察和研究得到了中日学者的重视。 （1）石窟艺术研究的兴起 这一时期，我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美术工作者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的人逐渐增多。他们分别就其专长在这里进行了踏查洞窟、抄录碑文题记、临摹壁画等工作，并对壁画的内容、建窟年代、洞窟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还通过撰文、著书、展览临摹的壁画等形式向国人宣传、介绍莫高窟。1930年，郑淦昌发表《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陈之佛发表《中国佛教艺术与印度艺术之关系》，1931年贺昌群发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对敦煌石窟艺术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择要介绍了若干洞窟的壁画，使国人对千佛洞的内容和结构有了大体的了解。这三篇文章，吹响了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号角，从此，我国敦煌学体系内又增加了一个基本成员——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何正璜《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调查》，则是莫高窟最早的一份内容总录。之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又消沉了九年，直到1943年5月，雷震发表《敦煌的佛教美术》，劳干（字贞一）发表《伯希和敦煌图录解说》，才又再度爆出敦煌艺术研究的火花。1945年，傅振伦发表《敦煌艺术论略》；同年，顾颉刚、陈玄觉、关山月也发表了有关敦煌艺术的论文，敦煌艺术研究之风才逐渐兴起。 张大千在1941~1943年以私人的资力组成一支画家队伍奔赴莫高窟，临摹了276幅壁画。1941年在成都，1943年在兰州，1944年在成都和重庆举行了他的敦煌壁画临摹品展览，使大后方人民耳目为之一新，引起颇大轰动。他还将自己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县（今瓜州县）榆林窟临摹的上乘之作选出78幅，编为《大风堂临抚本敦煌壁画》二册，于1943年在四川成都出版发行，借以流传。他在莫高窟期间，对敦煌及其附近的文物古迹进行了系统调查，并为莫高窟和榆林窟进行断代并重新编号，记录各窟塑绘内容，后来整理成《莫高窟记》一书，张大千去世后，1985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付印出版。 在此期间同往敦煌考察、临摹壁画的还有向达、阎文儒、谢稚柳、何正璜、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经过这些学者的介绍与宣传，莫高窟在学术界的知名度逐渐提高。 由于诸位先生的努力，敦煌壁画研究艰难地进入了敦煌学者的视野。后来，又从壁画扩展到雕塑、古建筑、乐舞及洞窟供养人画像研究等越来越宽的领域，乃至逐渐形成石窟艺术的许多分支，使敦煌学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则在这一时期出版了《敦煌画の研究》（1930年）和《敦煌画の研究·図像篇》（1937年）。 这表明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已由敦煌文献扩大到敦煌石窟艺术。 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对敦煌学这一概念的认识也逐步深化。1952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在龙谷大学作“敦煌学五十年”的学术报告时，已开始把对敦煌壁画的研究纳入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 （2）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 1943年3月，民国政府在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吁下（于右任、向达、贺昌群等），决定筹备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2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为所长。他从重庆招聘了以美术工作者为主体（董希文、潘絜兹等），包括美术史（史岩、李浴）、文献（苏莹辉）、测绘（胜其力）、摄影（罗寄梅）等专业人员二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个保护、研究敦煌文物的专门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员自愿来到荒凉的莫高窟，身居破庙，饮食苦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担负起保护莫高窟的重任，并开展了临摹、记录、测量、考证等方面的工作。修筑了保护洞窟的围墙、对洞窟内容进行了初步踏查和考证、抄录了供养人题记、对主要洞窟进行了简单的测量和绘图、整理了土地庙发现的藏经。史岩编著了《敦煌石窟画像题识》，这是我国第一部对石窟题记进行整理考证的著作。 抗战结束以后，敦煌艺术研究所被撤消，人员均返回了内地。后经向达、傅斯年等著名学者和所长常书鸿四处活动，八方呼吁，民国政府决定保留敦煌艺术研究所，改隶中央研究院。1946年秋，常书鸿所长重返敦煌，又在重庆、成都、兰州等地招聘了段文杰、霍熙亮等一批自愿献身于敦煌石窟艺术的专业人员。1947年和1948年，又从成都等地来了史苇湘等一批美术工作者这一时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主要上作是临摹壁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到1949年秋，三年间临摹壁画928幅，计264平方米，临摹塑像五件。 （3）举办壁画展览，宣传敦煌艺术遗产 从1936年到1949年，不同的学者、艺术家和研究机构先后在南京、兰州、上海、成都、重庆等地举行敦煌文物和敦煌壁画临摹品展览，使远在内地的专家学者、青年学子有幸目睹敦煌艺术瑰宝，为敦煌学大张了声势。 3.敦煌史地与敦煌考古的兴起 这一时期，以蕙农、向达、夏鼐、阎文儒等学者为代表，打开了敦煌学新的领域——敦煌史地与敦煌考古。 1937年，蕙农在北京《晨报•艺圃》上发表《敦煌石窟考》，1943~1944年，向达、夏鼐、阎文儒来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与考古发掘，为敦煌文化的源头和敦煌学深厚的背景寻找根据。他们对敦煌城东佛爷庙墓葬进行了试掘。从墓室形制，证明它远绍两汉、下启南北朝，为莫高窟艺术找到了本地源头；向达进一步将地面遗迹、地下遗物、洞窟绘画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从事综合研究，借以探索敦煌文化的来龙去脉，这在敦煌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和学术境界上都有很大的进步。 斯坦因在1907年也到敦煌进行过考察发掘，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斯坦因考古发掘的主要兴趣在于猎奇探宝，尚未形成探寻敦煌文化源流的概念，因而具有较多的盲目性，同我国学者向达等着眼于敦煌历史文化研究，在性质、意义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4.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的发展 随着敦煌学的进展，在敦煌学已有数十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敦煌学进行总结概括并对今后敦煌学的发展起指导作用的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的探讨也应运而生。 1932年，贺昌群发表《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1941年向达发表《敦煌学导论》，1943年，卫聚贤发表《敦煌石室》，傅芸子发表《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同年姜亮夫也发表了《敦煌经卷在中国学术文化上之价值》，1944年向达发表《论千佛洞的管理研究》，1948年宗白华发表《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这样，敦煌学的上层建筑部门——敦煌学学也初步诞生。至此，敦煌学体系的框架得以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除了健在的第一代敦煌学家仍在继续工作外，又出现一批敦煌学者，著名的有许国霖、傅振伦、赵万里、贺昌群、蒙文通、罗常培、魏建功、李俨、孙楷弟、王重民、周叔迦、唐文播、卫聚贤、何正璜、傅芸子、张大千、史岩、劳干、王子云、常书鸿、陈磐、李丁陇、刁汝钧、姜亮夫、夏鼐、阎文儒、潘重规、赵叔雍、唐圭璋、周一良、关德栋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