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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的兴起：1909至1930年 从1909年至1930年，是敦煌学的兴起时期。敦煌学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学术新潮流。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拍照。这是我国学者接触、研究敦煌文献的开端。 1.中国 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从敦煌遗书研究起步，开始了敦煌学的草创阶段。首先开拓出敦煌遗书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宗教、儒家典籍、声韵文字、文学、经济、医药、历日、官制、户籍、民族、印刷史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此外，罗振玉、王国维等还打开了敦煌汉简研究的大门。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敦煌遗书范围之内，却是以敦煌遗书研究为主流的。 1909年9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11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敦煌零拾》（1924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24年，罗福葆辑）、《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5月，东方学会编）等。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这些著作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伯希和1909年带到北京的敦煌文献和伯希和归国后陆续寄给罗振玉等的敦煌文献照片，也有少量购于民间的私人收藏品和入藏于京师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还有一些系罗福袭、罗福葆分别从日本狩野直喜处和美国人影本转录的英藏敦煌文献录文。这一时期公布的资料内容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书为多，但也有不少有关佛教、道教、摩尼教经典和少量涉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通俗文学等方面的文书。 在整理、刊布上述文献的同时，我国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人还对不少写本的性质、价值进行了考证与论述。 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敦煌文献进行整理。有两项重要成果，一是1910年著名佛学家李证刚（1881~1952），字翊灼，号甦庵，遍阅了京师图书馆所藏八千多卷佛教遗书，撰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和《疑伪外道目录》（1912年），为研究敦煌佛学、道经及西方宗教打开了门径。从1924年起，陈垣着手对京师图书馆所藏八千多卷敦煌遗书及先后几种馆藏编目进行大规模整理，仿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对京师图书馆的8677卷写经排出目次。在体例上，先记每卷的起讫，开头两行之起首二字及末两行末尾二字，次记品数、行数、品次，并在附记内过录题记，兼记卷子残缺情况。1931年正式出版，取名《敦煌劫余录》，为学术界了解、使用北图所藏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是一部细致、渊博、学识水平很高的敦煌遗书目录的典范之作，对后来诸家编制遗书目录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这一时期另一项值得一提的工作是1925年出版的《敦煌掇琐》，刘复编。此书的特点一是材料来源与他书不同，二是所收内容比较广泛，所收104件敦煌文书多为我国学者前所未见，其内容包括民间文学、语言文字、社会经济、官府文书等多方面材料，完全超出了四部书的范围，按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文学加以分类，分为上、中、下三辑六册。这部书开阔了国内研究者的眼界，为他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原始材料，从而促进了国内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有罗振玉、王仁俊、蒋斧、董康、曹元忠、刘师培、王国维、李翊灼、陈垣、陈寅恪、余嘉瑞、董作宾、刘复、胡适、郑振铎、向达、容肇祖等。 2.日本 在国外，日、法、英等国在这一时期也都开展了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其中以与中国文化同源的日本行动最快。1909年，《朝日新闻》以《敦煌石室的发见物》为题报道了敦煌发现藏经洞及伯希和从敦煌带走大批古书的消息。同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在京都大学史学研究会的第二次总会上展览了罗振玉寄赠的敦煌文献照片，由几位专家对照片作了讲解，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轰动。1910年，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黑板胜美博士将其在伦敦考察斯坦因劫去敦煌文物的情况向日本学界作了介绍。1910年，在北京任教官的藤田丰八出版了《慧超传笺释》，对伯希和劫走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注释。 此后，狩野直喜、矢吹庆辉、藤田湖南、石滨纯太郎、小岛祐马等日本学者又先后赴法、英考察、抄录、拍摄敦煌文献。并陆续出版了《佛典研究》（松本荣三郎1914年）、《敦煌遗书》（影印本、活字本）（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1926年）、《三阶教研究》（矢吹庆辉1927年）、《大正新修大藏经·85卷·古逸部、疑似部》（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8年）、《沙州诸子廿六种》（小岛祐马1929年）、《鸣沙余韵》（矢吹庆辉1930年）等一批著作和论文。 3.法国 法国，伯希和自1909年从北京回到巴黎以后，用很大精力从事对敦煌文献与文物的研究。他首先对劫去的敦煌文献进行初步清理，编成了一个草目，并对其中的汉、藏、回鹘、粟特等多种语言的敦煌文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从1911年开始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亚细亚讲座，介绍他研究敦煌文献的成果在这个讲座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还利用在敦煌拍摄的照片，于1920年至1924年出版了六卷本的《敦煌石窟》。这是有关敦煌佛教艺术最早的大型图集。 4.英国 英国开始对敦煌文献的研究稍晚一些，但也于1919年将敦煌文献交给翟理斯进行整理和研究。 5.“敦煌学”的提出 到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 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年末、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年初的时候，在京都产生了“敦煌派”这一词汇，指的是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里那批最早热衷于敦煌文物研究的人。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羽田亨等人为代表。在出现“敦煌派”一词的同时，又出现了“敦煌家”这一词汇，指属于该“派”的那些专家学者。稍后，还出现了“敦煌党”“敦煌屋”这一类的词汇。“敦煌党”和“敦煌派”的意思差不多，“敦煌屋”多指他们的活动场所。 “敦煌学”一词首先刊登在文献上，是1925年12月石滨纯太郎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这是他于1925年8月5日至8月8日在大阪怀德堂以《关于敦煌石室遗书》为题所做的四次讲演的讲演记录稿。在这篇文献中，对国际敦煌学的起源、敦煌学研究的历史、内容、范围以及存在的问题都做了全面的介绍，“敦煌学”一词在其中出现了15次。 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将这门学问概括为“敦煌学”，在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中，“敦煌学”一词共出现过5次。陈寅恪应该是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敦煌学”一词的人，或者说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引入中国的人。在此前后，英文中也出现了Tunhuangology这个新词。此后，“敦煌学”这一名词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从此，这一新兴的学问才摆脱了归属莫定的局面，有了自己的命名并且在世界学术之林中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