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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研究的兴起及发展历程 敦煌学与徽学和藏学齐名，是中国的三大区域文化之一，今天的敦煌不过是甘肃最西端一个人口不足20万人的县级市，是一块处于沙漠、戈壁包围中的小绿洲。敦煌在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次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时列入的有泰山、北京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陕西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敦煌学的兴起则是由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其他古代遗址遗物的重新发现而引发的。 敦煌学的前奏：1900年以前 清雍正初年置沙州所，旋改沙州卫。从此，官员、文人陆续来此，敦煌石窟、壁画、彩塑、敦煌汉长城及其他名胜古迹等随之被发现，于是开始加以介绍并进行探讨研究。著名人物有汪漋、汪德容、姚培和、马尔泰、沈青崖、黄文炜、常钧、徐松、苏履吉、许乃谷等人。 1.敦煌学的先声 （1）汪漋 汪漋，休宁（今安徽芜湖）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雍正四年（1726）以光禄少卿督理口外城工，重修敦煌新城，撰写多篇敦煌记游怀古诗，如七言律诗《敦煌怀古》六首、《成工告城》四首、《出郊看千佛洞墩台》二首、《黄墩堡》一首，又有五言古诗《游千佛洞》以及安西怀古记游之作多篇，以优美、深情的诗句赞扬莫高窟之宏伟、壁画塑像之精妙及塞外景观之殊胜，佳句“都护不来亭障废，屯田久罢井疆移”，“谁使苍黎安衽席，徒令膏血染沙场”（见《敦煌怀古》）；“峰指三危寻径僻，洞藏千佛半尘堆”（《出郊看千佛洞墩台》）；“金身腾百丈，碧影肃诸天”，“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巅”，“侧立衣冠伟，分行剑佩联”（《游千佛洞》），记胜抒慨，脍炙人口，为北宋以来诗咏敦煌第一人。 （2）汪德容 汪德容，字重阆，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成举人，雍正二年（1724）会试中探花，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见《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雍正三年（1725），因“为人关说请托之事”被革职（见《清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十九）。此后，离京游幕河西，至敦煌，抄录当地碑记并加按语，著《沙州碑录》。由此，沙州唐碑及所记事迹乃得播传于外。今《沙州碑录》已佚，倪涛《六艺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三载其书所录莫高窟《唐京〔宗〕子陇西李氏功德碑记》《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及按语。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乃据《沙州碑录》载此二碑及按语入《沙州卫册·文部》。汪德容善书法，遗有《训子小学二十纸》，学者称此卷“不特字学渊博，书法亦极工”（见《六艺之一录》卷二百六十四）。 （3）黄文炜 黄文炜，字飞赤，江南（今安徽）歙县人，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年（1734~1737）由广东按察使解任来肃州，总理凉州以西台运，兼理高台、三清湾、柔远堡屯务，后任整饬肃州分巡道。编纂《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成书（后又有续补）。此书乃在万历四十四年（1617）《肃镇志》及雍正三年《甘肃通志》基础上增删而成，内有《沙州卫》二册，即敦煌人所称《卫志》者。书中备述沙州卫沿革、山川、形胜、城堡、文物及艺文颇详；又全文转录汪德容《沙州碑录》所载莫高窟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及按语。其后，乾隆二十五年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时人编有简略的《敦煌县志》及道光十一年敦煌县令苏履吉重纂《敦煌县志》、1943年县人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皆祖据此册增减损益，堪称近二百年间敦煌地方志之祖本。 （4）常钧 常钧，满洲人，乾隆四年（1739）擢安西兵备道，撰《敦煌杂抄》《敦煌杂录》二书，乾隆七年（1742）书成，书中对敦煌、安西（今瓜州县）之历史、地理、建置、古迹以及莫高窟等分别进行专条列记，并有所考证。这两本书是搜罗敦煌旧闻的专集，对宣传敦煌地理、人文起了很大的作用。 （5）徐松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又字孟品，原籍浙江上虞，隨父宦京师，遂落籍顺天府大兴县。二十五岁（1805）成进士，历任翰林庶吉士、翰林编修、入值南书房；二十九岁（1810）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出任湖南学政，被参，谪戍伊犁。著名西北地理学家。三十二岁（1812）谪戍伊犁，三十九岁（1819）获赦；次年，回籍，路经敦煌，考察当地河流水系，详细记述并考证瓜沙境内之疏勒河、布隆吉河、野马沟、札噶尔乌珠水、党河、大水河流域所经，及清代敦煌县之大有渠、窑沟渠、伏羌新渠、伏羌旧渠、庄浪渠，记录沙州城、鸣沙山、莫高窟、月牙泉、党城湾、三危山、沙枣墩、欣坎布城、双河岔、双塔河、阿巴图北口、哈喇淖尔、色尔腾海（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苏干湖）、罗布淖尔等一系列瓜沙地理处所并有所记述，录载了《李君修莫高窟佛龛碑》《李府君修功德碑》《李氏再修功德碑》《索勋碑》《元至正造像记》《皇庆寺碑》（分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用相当的篇幅记述莫高窟所在、方位、洞窟塑绘；初步考证了莫高窟建窟史；首次表出《李义碑》所载莫高窟史的权舆资料：“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崄，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遥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 （6）苏履吉 苏履吉，福建永春州拔贡，乾隆四十四年（1775）生。道光四年至十一年（1824~1831）两度出任敦煌知县，一度署理安西州。在敦煌、安西（今瓜州县）为官八年，任内主持编纂《敦煌县志》，对敦煌历代沿革、建置、疆域、名胜古迹、民俗、人物、艺文资料等进行进一步的搜罗，卷首刊印莫高窟图一幅，是最早的一幅莫高窟风景图。这部书为早期敦煌学者所必读。他撰写有关敦煌、安西（今瓜州县）的诗篇百余首（见苏履吉《友竹山房诗草》《友竹山房诗草续钞》），是清代阐扬敦煌历史文化的一大作家。 2.藏经洞发现之前敦煌遗书的流散 在莫高窟藏洞打开之前，敦煌古代写经已经有零星出土。S.1720《大乘无量寿经》（吐蕃统治时期写本），背题：“大明洪化四年戊戌冬月季。”洪化”为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年号。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军攻昆明，十月二十八日夜，吴世璠守将吴国柱等谋擒吴世璠降清，世璠闻变自杀。二十九日，吴国柱等率众出城降。康熙二十年即洪化三年，十月，吴世璠身死国灭，其“洪化”年号即止于洪化三年十月。是时，敦煌为明朝所封哈密王之属地，哈密王仍奉明朝正朔。云南吴氏政权亡后，其遗民或有不甘事清者，逃往敦煌棲身，因得《大乘无量寿经》，于卷背题“大明洪化四年戊戌冬月季”十一字。所题“洪化四年”，实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是年干支为壬戌，题记误作“戊戌”。按，S.1720《大乘无量寿经》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抄本。从知康熙年代敦煌古卷已有出土者。 台湾王三庆教授曾撰文介绍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编号183－ア293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披露该卷经题下、卷尾及装裱绢面上有清人收藏、鉴赏印鉴14方，卷末有清人李宗瀚、许乃普、周寿昌等名人题跋14条，最早一条为道光七年孟夏（1827）李宗瀚跋，最晚一条为同治三年九月（1864）周寿昌跋。 李宗瀚（1769~1840），江西临川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历官侍讲学士、湖南学政、大仆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鸿胪寺少卿、山东学政、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道光二十年（1840）卒，《清史稿》卷三五四有传。李宗瀚记述此卷出自“敦煌佛塔”，先为遣戍伊犁某人所得，转赠素孟蟾，继归云心；又，下有许乃普（1787~1866）题记称：道光二十九年（1849）许氏以“五十金”购得；周寿昌跋称：至同治三年九月（1864）此卷仍在许乃普手中，此后几经辗转，后归盛宣怀。盛家后人转售给日本天理大学。此卷流传有绪，班班可考。从收藏者及鉴赏者题跋，知此卷早在道光七年（1827）之前出土于敦煌某佛塔，足证敦煌古代写经早有零星出土者。 清代学者关于敦煌历史、地理、人文资料的编纂，关于莫高窟历史和莫高窟艺术的评介，关于敦煌写经零星出土的记述及收藏与鉴赏，可以说是敦煌学研究的先声，也是敦煌学的前奏。而敦煌学的正式兴起，却是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之后，随着敦煌遗书研究的展开而迅速成长起来的。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之新潮流也。”（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