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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我国大陆的敦煌学研究不仅在许多领域已远远落后于日本、法国和港台地区，更值得忧虑的是由于正规的文化教育中断了十年，使我们整整少培养了一代人，研究队伍存在着严重的青黄不接的局面。研究队伍呈倒三角型。 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在学术界的呼吁下，我国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采取措施，急起直追。大陆敦煌学在元气大伤之后得到复苏，以十年的积蓄，迸发出敦煌学强劲的火光，促使敦煌学以前所未有的急骤步伐向前发展，迎来了大陆敦煌学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以关于敦煌的学术会议为例，1983年在兰州，1984年在巴黎，1985年在乌鲁木齐，1986年在台北，1987年在香港和敦煌，1988年在北京和京都，1990年在威尼斯、台北和敦煌，1992年在北京，1993年在香港和敦煌，1994年在敦煌和柏林，1995年在嘉义，1996年在成都和兰州，1997年在伦敦、布达佩斯和杭州等地，几乎每一年都有综合的或专题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召开。2000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在此前后，北京、香港、敦煌、蒙特利尔等地都举办了高水准的敦煌学国际会议。 此外，除了创办《敦煌学》《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等杂志和专刊外，还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据荣新江和赵和平在编辑《敦煌学大辞典》时初步统计，仅1980年至1994年，海内外出版的敦煌学研究专著共有近四百种之多。 1.国内 封锁在冻土下的敦煌学种子在这一时期纷纷破土而出。在老一辈学者的引导下，迅速发芽，枝繁叶茂，使敦煌学研究中的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1）敦煌研究院的成立 甘肃省于1984年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任命段文杰为院长。敦煌研究院的工作基地分别设在兰州、敦煌两地，该院把研究、保护、旅游接待、学术交流、资料储供、出版发行、美术服务以及造就敦煌学人才等项工作统一于一身，彼此支持互补，协调发展。它是我国和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专业实体，正在为发展我国敦煌学事业作出努力。敦煌研究院现有职工八百余人，各类专职、兼职研究人员50多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的研究实体。这一时期敦煌研究院（即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家们起了带头作用。他们首先在1982年集结本所研究成果，出版了《敦煌研究文集》。这是“文革”之后最先出版的一本敦煌学论文集。此后，该院研究人员积极撰写论文，涉及敦煌学的许多方面。例如，段文杰对各个时期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贯连其总的成果，实已形成通史性的研究；史苇湘对敦煌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敦煌美学的研究，贺世哲、孙修身对瓜沙曹氏世系的研究，施萍婷对归义军酒账的研究，刘玉权对西夏与回鹘洞窟的研究，孙修身对莫高窟佛教史迹画的研究，庄壮、郑汝中对敦煌音乐和石窟音乐图像的研究，李正宇对敦煌历史地理、盛唐原始诸宫调、晚唐原始歌舞剧本、敦煌硬笔书法、敦煌世俗佛教以及对金山国、敦煌国问题的研究等，都能利用新资料，得出新结论。研究水平，研究质量和学术视野都有新的提高，并且开拓出一些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 （2）高校研究机构纷纷设立 敦煌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一些高等学校开设敦煌学课程。首先是潘重规1973年在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后改为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硕士班正式开设“敦煌学研究”的专门课程，他在开讲时有一段开场白说：“正常的课程，是餐馆挂牌的名菜；敦煌学这一从未列入菜单的课程，只能说是一群好事之徒，登山涉水，在荒凉原野中临时张罗的野餐。这份野餐可能粗劣不堪入口，也可能是从未尝到的异味。不管结果如何，但同甘苦、共劳逸，有饭大家吃的精神总是可以肯定的。”在培养敦煌学专业人才方面，潘先生不愧是开路先锋。金荣华、王三庆、郑阿财、朱风玉等都出自潘门下，他们一面致力于敦煌学研究，一面在大学研究所开设敦煌学课程，培养敦煌学博、硕士研究生。台湾地区敦煌学硕士、博士一批批成长起来，使敦煌学在台湾得跻身于高层次学术研修的行列。 在大陆，首先是1979年元月，兰州大学历史系建立了敦煌学研究室，开始培养敦煌学研究生的工作，郑炳林、杜斗城、王冀青、郭锋等都是从这里步入敦煌学的。1998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得到批准；次年，双方又联合建成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3年，又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4年建成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从此，大陆终于有了以敦煌学命名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教学基地和研究基地。 1979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了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专题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邓文宽、赵和平、薄小莹、宁欣、荣新江等都出身于此；1981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敦煌学小组；1983年甘肃西北师范学院（今改名西北师范大学）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所，金滢坤、乜小红、刘再聪、赵贞等出身于此；1994年杭州大学成立了敦煌学研究中心，张涌泉、黄征、许建平等都出身于此。1983年，在兰州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季羡林任会长。学会在组织协调国内研究力量，加强国内外交流，资助学术著作出版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此外，国家文物局古文物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央美术学院、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甘肃省艺术学校等，也都相继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开设敦煌学课程，为敦煌学培养人才。一时之间，敦煌学研究在国内风起云涌，从冷门僻径，很快变成了热门学问。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已经赶了上来，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才。正常的学术梯队已经形成。这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有所建树，这是我国敦煌学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随着大陆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在世界性的“敦煌学”热潮的推动下，大陆敦煌学界与海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增多。二十年来，大陆老中青三代学人与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一起比翼双飞，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各种著作在百部以上。 （3）成立学术团体 1978年以后，敦煌学者之间逐渐加强联系，进而组织起来，切磋琢磨，共襄敦煌学大业。 最先是1982年，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持召开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出席会议的除甘肃省内的敦煌学研究者外，还有北京、沈阳、郑州、济南、南京、扬州、杭州、成都、重庆等地的敦煌学研究者共48人，甘肃省宣传、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代表们就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敦煌文学研究者当前和今后的任务等问题交换意见，进行讨论，并且交流了研究成果。会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此次会议论文，出版了《敦煌学论集》，并且编发不定期内部通讯《敦煌文学研究通讯》（后为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内刊，改名《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以沟通信息，保持敦煌文学研究者经常性的联系。这次座谈会，是我国敦煌文学研究者的第一次集会，为后来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1983年8月15~27日，在兰州、敦煌两地举行了我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大陆敦煌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21个省、区、直辖市的老、中、青学者150多人出席大会，提交论文115篇，涉及历史、文物考古、语言、文学、宗教、艺术、民族、民俗、科技史等广阔的学术领域。这是大陆敦煌吐鲁番学界的首次盛会和学术大检阅。会上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选举产生了学会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会后编发了《会刊》，敦煌文物研究所也为这次学术讨论会编发了《特刊》。学会秘书处创办了内部通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根据学会的建议，决定在北京、兰州、乌鲁木齐分别建立三个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大会收到的论文由敦煌文物研究所选出73篇编成《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分两编四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5～1987年陆续出版。这次大会，已作为我国敦煌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载入史册。 1984年10月下旬，在杭州、普陀山两地举行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选举产生了分会会长、副会长和理事会，并建立分会秘书处为日常工作机构。会上收到敦煌语言文学方面的论文二十多篇，由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为《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及《古文献研究》，分别于1988年、1989年出版。 1984年夏，酒泉地区的敦煌学者以及敦煌学爱好者，建立了酒泉地区敦煌学研究会。这是在敦煌学故乡成立的敦煌学组织。它将在酒泉地区开展敦煌学研究，并在酒泉教育学院和酒泉师范开设敦煌学讲座，通过教育学院和师范学校毕业生，在酒泉地区的中小学中传播敦煌学种子，为造就敦煌学人才设置温床、养育幼苗。他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1986年以后，浙江、西藏、甘肃、新疆等省区，也开始组建并陆续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省区分会，南京大学也成立了敦煌学研究会。 敦煌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反映了“敦煌学热”的到来。 （4）创办刊物 继潘重规创办《敦煌学》之后，大陆亦创办敦煌学专业刊物，刊布敦煌学成果，为敦煌学研究成果提供发表园地。 1980年，兰州大学试办《敦煌学辑刊》，这是我国大陆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刊物，该刊试办三期之后于1983年公开出版，一年两期，向国内外发行；2005年改为季刊，一年四期。到2014年5月，已出版84期。 198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以后改为敦煌研究院）试办《敦煌研究》，试刊两期之后，于1983年底正式出版创刊号，每年一期，向国内外发行；1986年改为季刊，全年四期；2002年改为双月刊，一年六期。到2014年5月已出版108期。 此外，兰州大学的《西北史地》，武汉大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首都图书馆馆刊》，中华书局的《文史》《文史知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北京的《考古》《文物》《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酒泉地区的《阳关》杂志等，还有许多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和高等学校（如北京大学、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的社会科学学报，或辟有敦煌学专栏，或时常刊载敦煌学论文，都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发表园地。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甘肃日报等也把敦煌学列为报道项目，发布敦煌学信息，支持敦煌学研究。 港台地区除《敦煌学》继续出版之外，其他如《大陆杂志》《东方杂志》《幼狮学志》《华冈学报》《华学月刊》《海潮音》《食货月刊》《学术季刊》《故宫文物月刊》《民主潮》《汉学研究》《艺术家》等一百多家报纸杂志也都发表敦煌学成果，在支持和推进敦煌学研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5）资料刊布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的缩微胶片开始在国内发行。台湾黄永武编纂了《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1986年），将英、法和北图公布的缩微胶卷影印成书；徐自强主编了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佛经为主包括部分英法藏品的《敦煌大藏经》（前景出版社1991年）。进人90年代，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推出。现已出版的有《英藏敦煌文献》（1～14卷，只差第15卷目录尚未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年）、《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全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998年）、《甘肃藏敦煌文献》（全6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浙藏敦煌文献》（全1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俄藏敦煌文献》（1～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00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001年）、《法藏敦煌西域文献》（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俄藏敦煌艺术品》（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重新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005年出版第一批图录，至2012年6月全部完成，共计146册，计编号16579件。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15册）于2013年6月正式全部出齐。这些新印本的图版比以往的印本和缩微胶卷清晰，有利于正确释录图版上文字。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收录了敦煌文献中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重要文书和价值较高的历史文献1664件，采用上图下文方式编排，极便使用。对敦煌文献中的各类文书进行分类录校也取得显著成绩，相关出版物已达数十种，几乎每类重要的文献都已有录校本，有的甚至已有两种录校本。如王梵志诗、邈真赞等。其中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分类录校丛刊水平较高。已出版有12册：《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册）、《敦煌赋汇》《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册）、《敦博本禅籍录校》《敦煌<论语集解>校证》等。 （6）目录和工具书的编纂 为了反映敦煌学成果并为敦煌学者提供检索，支持敦煌学的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出版了多种综合性敦煌学论著目录。目录方面的工作有三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是国内各单位分散收藏的敦煌文献目录相继刊布，如敦煌研究院收藏目录、西北师范大学收藏目录等。二是已有学者开始从理论上探讨敦煌文献的编目问题。如白化文、杨宝玉《敦煌遗书目录初探》。三是敦煌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有如下数种。 ① 刘进宝编的《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师勤、卢善焕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1909~1984），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续编》（1985~1989），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编，1990年。 ③ 邝士元编著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899～1984），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 ④ 郑阿财《1990～1991年台湾地区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中国唐代学会会刊》1991年第2期。 ⑤ [俄]孟列夫著，冰夫译《前苏联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⑥郑阿财、朱凤玉《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敦煌学研究论着目录》（1998~2005），台北：乐学书局，2006年。 ⑦ 李国编著的《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论著目录卷》（1900~1999），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 ⑧ 樊锦诗、李国、杨富学编录的《中国敦煌学论著总目》（1900~2007），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 工具书的编纂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最重要的是由季羡林主编的《敦煌学大辞典》已于1998年底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部辞典集中了数十位敦煌学家的力量，耗时十余年。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知识性，是敦煌学研究者和其他学科学者了解敦煌学必备的工具书。潘重规主编的《敦煌俗字谱》、金荣华编的《敦煌俗字索引》、潘重规主编的《龙龛手鉴新编》和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对于检索敦煌文献中的俗字极有帮助。此外还有收录敦煌文献中的语词并进行诠释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蒋礼鸿主编）。 （7）敦煌石窟艺术之保护及研究 一是完成了莫高窟南区一段的加固工程，使南大像以南的洞窟得到了保护，通道互相连接，与中区形成了统一的整体，至此，洞窟加固工作全面完成。 二是在石窟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清洗烟熏壁画取得进展，使被白俄匪军烟火熏黑的壁画露出了优美的风姿。敦煌研究院还与化工部涂料研究所合作对壁画颜色成分褪变进行了科学化验和分析研究。在治理壁画的病害和对病害严重洞窟的监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三是在对石窟艺术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敦煌文物研究所与日本平凡社合作编辑、出版了五卷本《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在《中国美术全集》中有《敦煌壁画》两卷，《敦煌彩塑》一卷。敦煌研究院编辑的按窟出版的巨型敦煌艺术图集《敦煌石窟艺术》已由江苏美术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共22册，入选洞窟40个，包括莫高窟37个，榆林窟3个，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为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和鉴赏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记录敦煌莫高窟内容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记录供养人题记的《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出版。前者已于1996年出新版，因增加了榆林窟的内容而更名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上述成果和一批相关的专著、论文标志着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断代及内容的考订、著录、供养人题记的整理等工作已基本完成，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对各时期石窟特征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已具有明显的优势。 （8）敦煌文献研究 一是对归义军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现已基本搞清了历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年代，以及张曹两氏执政时期的政治史脉络。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郑炳林主编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和一大批高水平的论文。二是对莫高窟史的研究，比较集中的成果是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三是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代的均田、赋役、户籍、法律制度以及手工业、商业、借贷等方面的问题继续深入，并开始研究一些新的课题。主要著作有宋家钰的《唐代均田制与户籍法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工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等。 （9）敦煌语言文学研究 对敦煌文献中的韵书和字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对敦煌俗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唐五代河西方音也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在敦煌文学作品文字的校勘和词义的解释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周祖谟《唐五代韵书辑存》、项楚《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等。 敦煌文学方面更是硕果累累。首先是在理论上开展了对敦煌文学的概念、范围，敦煌变文的概念和性质的讨论，使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发表了如《敦煌文学概论》（颜廷亮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专著和论文。在敦煌歌辞、敦煌诗歌、王梵志诗、敦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词文等方面则发表了一大批考证翔实、内容丰富的专著和论文。如任二北《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全敦煌诗》（张锡厚主编，全20册，分为“诗歌”“曲词”“偈赞”三编，作家出版社2006年）、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等。 不同民族历史语言、音乐、舞蹈、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全面开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著作有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叶栋《唐代音乐与一古谱译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室1985年）、庄壮《敦煌石窟音乐》（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湛如《敦煌佛教律仪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证》（中华书局2005年）等和一大批高质量的论文。 （10）学者队伍的进一步壮大 大陆除了季羡林、周一良、周绍良、王永兴、周祖谟、姜亮夫、蒋礼鸿、唐长孺、韩国磐、王仲荦、傅振伦、刘铭恕、常书鸿、阴法鲁、王庆菽、陈增辉、洪毅然、阎文儒、李浴、李鼎文、关德栋、王伯敏、周大璞、董锡久等老一辈学者和敦煌研究院段文杰、史苇湘等一批较为集中的学者群体之外，更有散布在全国各省市、各高校的敦煌学者，如张广达、金维诺、谭树桐、白化文、程毅中、沙知、宁可、马雍、唐耕耦、黄盛璋、耿世民、黄振华、杨泓、萧默、马世长、马继兴、潘吉星、黄颢、张锡厚、江蓝生、王尧、黄文焕、陈践、陈庆英、罗秉芬、黄布凡、耿升、冯蒸、柴剑虹、陈俊谋、史金波、白滨、王克芬、蒋绍愚、邓文宽、方广锠、赵和平、宋家钰、王卡、吴丽娱、卢善焕、师勤、黄正建、杨宝玉、李德龙、李方、荣新江、郝春文、刘屹、雷闻、吴震、李经纬、钱伯泉、贾应逸、霍旭初、陈世良、牛汝极、李树辉、周丕显、孙艺秋、孙其芳、陈守忠、颜廷亮、张鸿勋、齐陈骏、史成礼、牛龙菲、郑炳林、陆庆夫、王冀青、杜斗城、冯培红、李并成、刘进宝、伏俊琏、席臻贯、高金荣、初世宾、吴礽骧、何双全、张德芳、李明伟、刘瑞明、张宝玺、董玉祥、魏文斌、丛春雨、赵健雄、王道坤、张侬、李应存、李重申、陈永胜、都兴宙、胡戟、陈国灿、程喜霖、朱雷、卢开万、雷绍锋、刘安志、龙晦、王文才、项楚、杨铭、姜伯勤、林悟殊、王承文、蒋骥骋、杨际平、郑学檬、谢重光、郭再贻、张金泉、张涌泉、黄征、卢向前、许建平、吴肃森、高国藩、王继如、叶栋、何昌林、陈应时、金健民、袁宾等，数不胜数。 还有许多散在各高等学校及研究机构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也结合自己的专业兼事敦煌学研究，涉及敦煌学的许多部门和专业，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迅速崛起的一大批年轻学者，显示出敦煌学新的希望，如荣新江、郝春文、张涌泉、黄征、孟宪实、陈明、林世田、余欣、杨富学、赵声良、高启安、王惠民、王承文、何剑平、李金梅、牛汝极、刘安志、许建平、冯培红、沙武田、屈直敏、金滢坤、赵贞等，他们是我国大陆敦煌学界前途远大的后起之秀。其中，有的已成名家，如荣新江、郝春文、张涌泉、黄征、王惠民、赵声良、沙武田、杨富学、冯培红等。 台港方面，潘重规、饶宗颐、苏莹辉、台静农、劳干、严耕望和他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积极从事敦煌学的教学和研究，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形成我国敦煌学另一个实力强大、贡献良多的研究中心，同时又是敦煌学人才培养中心，在国际敦煌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罗宗涛、黄永武、金荣华、高明士、林聪明、谢海平、王三庆、郑阿财、朱凤玉、林玫仪、陈庆浩、郭自得、邱夑友、邱镇京、曾荣芬、邵红、蔡主宾、雷侨云、王忠林、沈英名、沈以正、陈世骧、郭长城、许端容、洪艺芳、王叔岷、汪娟、林仁昱等诸位先生，他们在敦煌文学、敦煌俗字、敦煌变文、敦煌曲词、敦煌音韵、敦煌遗书、王梵志诗、敦煌童蒙读物，敦煌艺术以及敦煌学研究目录等方面，发表了数百篇（本）论著，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推动着台湾地区敦煌学的繁荣，是我国敦煌学一支实力雄厚的方面军。 2.国外的敦煌学的重要进展 （1）资料的整理与刊布 法国公布了所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出版了《集美博物馆和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丝织品》《集美博物馆所藏敦煌绢蟠绘画》《伯希和石窟笔记：题记与壁画》。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卫泓博士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敦煌文献数据库。日本出版了《敦煌道经——图录篇》《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和大型资料丛书《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丛刊》（东洋文库已出法律文书、户籍、契券和社邑文书等专辑）。前苏联则出版了《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 （2）目录编纂 法国又出版了《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3、4、5册，现在只差第2册正在编辑之中。日本出版了《敦煌道经——目录篇》和《斯坦因、伯希和搜集敦煌法华经目录》。 （3）各个方面的研究 日本组织其国内数十位专家和部分外国学者合作撰写了大型学术丛书——《讲座敦煌》，出版了《敦煌的自然与现状》《敦煌的历史》《敦煌的社会》《敦煌佛典与禅》《敦煌与中国道教》《敦煌与中国佛教》《敦煌胡语文献》《敦煌汉文文献》等。该套丛书每一卷都在主题下分若干专题，每一专题都由学有专长的专家执笔，并尽量做到深入浅出。但由于是书成于众手，每卷内各专题的水平并不一致，有的全为撰写者的研究心得，有的只是介绍日本以前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于 2013 至 2014 年推出了 22 本《敦煌讲座书系》（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2014 年）。其中包括余欣《敦煌的博物学书系》，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吴丽娱《敦煌书仪与礼法》，冯培红《敦煌归义军时代》，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 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郝春文、陈大为《敦煌的佛教与社会》，琣怀永《敦煌文献避讳学》，李小荣《敦煌变文》，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王晶波《敦煌占卜文献与社会》，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赵声良〈敦煌石窟艺术总论〉，屈直敏《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郑阿财《敦煌佛教文学》，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赵丰、王乐《敦煌丝绸》，张德芳《河西汉简与敦煌社会》， 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此外，各国学者纷纷致力于敦煌学研究，撰写了一大批专著和论文，不断将敦煌学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推向深入。 总之，在最近二十余年来，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3.对敦煌学的思考 随着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引起了人们对敦煌学的思考。8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对敦煌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多数学者认为敦煌学是一门学科。他们认为：敦煌学是以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语言、文学、民族、地理、哲学、科技、音乐、舞蹈、建筑、古籍校勘、中西交通等多科性的学科。它的目的是揭示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过程、内容、特点和规律；深入揭示敦煌、河西乃至中国古代社会和中西交通的历史本来面貌和发展规律；探求主要研究对象间的内在联系；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促进现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 这个表述说明：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四个方面。敦煌学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多科性，一是因地名学。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敦煌学的内容比较庞杂，不能算一门学科，认为还是将“敦煌学”放在引号内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