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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部队即将大转移，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上级批准归队。夜晚，我们刚休息，就被叫起紧急集合。每人发了5斤糙米，便开始出发转移。行军途中，白天常有敌机在头上飞，只好戴上树枝伪装好，待在原地，下雨也无处藏身;晚上，深一脚浅一脚摸黑急行。大概走了五六天，我们在上高岭停下来休整。这时我全身长毒包，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额头和眼眉上的包肿得把眼睛都遮住了，我本就有点青光眼，这下什么都看不见，还全身发烫，喘不过气来。夜里行军，我很小心，可还是掉进了水塘里。被救起后，指导员说你病得很严重，还是叫人带你去开介绍信，领了路费回家吧。当时，我死活不愿离开!指导员说，小鬼别伤心，病好了再来找我们。可红军走后，南塘已被白军占领。” “爸妈找族人借了10块大洋，求伪保长给我和我媳妇谢良凤保命。可听说白军在田村杀害好多人，我们夫妻和一些同志只好躲到枫树江那边的山里，等候红军的消息。可等来的，只有白军抓壮丁的消息。后来，风声没那么紧了，良凤又怀着孩子，我们便偷偷回家，白天躲起来，晚上干农活。” “嗨，我的哥哥噢，我怎么就没找到你?要是能活到现在，该多好!就可以一起享共产党的福了。吃得好，住得好，儿孙孝顺。” “良凤是个好有主张、好能干的女子，为我生养了8个儿女。可是，她在1994年走了。”“前年，子女给我过百岁生日，那天我发了100个红包!就是说，我家有100口人了。” “‘二苏大’礼堂后面挖防空洞时，我们个个都好发狠，分组比赛，累了就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老人断断续续却坚定有力的歌声，和他坚毅的眼神一起，飘向天际。(谢东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