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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本》载：“神农作琴”，“神农作瑟”，并还具体说到：“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 应该说，上述记载已经参杂了很多儒学的价值观。远古时期的音乐起源与生产同步，和先民的劳作、狩猎是息息相关的。最早的骨哨、陶埙只有简单的音调，只能模仿鸟兽的叫声，最初的作用应该是模仿鸟兽的鸣叫用来吸引动物，为狩猎提供机会。最初的音乐也贯穿于先民劳作和祭祀之中，古代科学知识匮乏，一些诸如雷鸣电闪、日食月食等平常的自然现象也被古人曲解为上天的愤怒，对人类的降罪，因此古人往往要通过整天甚至连续数天的歌舞取悦上天，为己赎罪。现在仍流行于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非洲、南美的奔放的歌舞，使用的手鼓、木琴等乐器就有着非常强烈的原始气息。 
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带动了生活的改善，智力的提高，对乐器进行改进、完善，以便吹奏出更加优美的音乐也是必然的。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骨笛是6200至6700年前先民使用的器物。它以鹤类腿骨制成，从骨管上所留的等分刻符可知，在钻孔前经过了认真的计算。骨笛经测试可吹奏接近七声的音阶，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且音乐性能最好的管乐器。而用来计算等分刻符的尺度，也是取自炎帝的黍尺，这一切无疑为炎帝“定音律”作了很好的注脚。 《汉书》也同样记载了乐律的制定：“五音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以子谷柜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也，以上党羊头山黍度之为尺，以定黄钟。”是说用羊头山产的黍谷中等颗粒者，横排90粒，其长度为9寸。9寸长的竹管（孔径3分）吹出来的声音就是黄钟之音。相当于简谱 “1”（dao），黄钟的低音调相当于C调。按照古人所说的三分损益法，依黄钟9寸之长度，可计算出十二律的六律六吕之分别长度。 
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律学家、历学家、音乐家。他一生曾三上羊头山，考察始祖炎帝培植的秬黍，并以羊头山黍定黄钟大吕。第一次上羊头山在他30岁左右。他翻阅北魏《风土记》时发现了黍的优质产地就在山西高平羊头山的井子坪。 时值隆庆帝即位，朱载堉赴京朝贺返回怀庆府途中绕道长子，第一次登上羊头山。隆庆四年（1570年)，朱载堉第二次上羊头山，从三种黍中选择了黍子回乡试种。经过数年终于培育出标准的黍粒，为他发明“新法密律”起到了借鉴作用。在他重新审定《律吕精义》等著作，准备编纂《乐律全书》期间三上羊头山，进一步验证了他选的黍种，并且研究了羊头山神农城、神农泉、神农井、五谷畦等炎帝文化遗存，完整记录了唐代重修清华寺的碑文。同时，他还对炎帝陵、古潞国，黄帝封参卢于潞以及羊头山的地理位置，丹水、漳水、精卫填海的传说一一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论证，最终写出了著名的考察散文《羊头山新记》。 
在沉睡了四百多年之后，我们按照《羊头山新记》的记载，确认了神农城、神农泉、神农井、五谷畦、炎帝陵的位置。朱载堉在文中说，炎帝陵距高平县城三十四里。如今从高平市政府楼前走旧高团线，到炎帝陵所在的神农镇庄里村距离为15.22公里，其中的误差原因是数百年间从明清官道到如今高团线的截弯取直，从中可见朱载堉文章的严谨。 
如今的高平也是“音乐曲艺梆子之乡”，有高平秧歌、高平鼓书、上党八音会、上党梆子等曲乐类型。秧歌、鼓书生动活泼，广泛流传于田间地头，传唱着这片土地这群人的爱憎。 八音会是一种民间吹打乐，主要使用鼓、锣、钹、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萌生于秦汉时期，汉代的“鼓吹”乐是其源头与先祖，脱胎于唐宋乐舞和宋金元戏曲，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兴盛于明末清初，融合了宫廷古曲、道教音乐、戏曲曲牌和民歌小调等音乐元素，兼吹兼打，吹打结合。高平八音会班底丰厚，高手如云，2019年高平炎帝陵神尊赴台巡游期间，高平遴选优秀乐手赴台巡演，所到之处喝彩不断、掌声雷动。上党梆子上承元杂剧，起于明末、兴于清中，分“潞府”“泽府”两个流派，高平博取众长，“三乐意”“万亿班”唱遍晋冀鲁豫，赵清海被誉为“上党戏王”。高平人爱戏如狂，几乎村村有戏台、有庙会，逢会必唱戏。全国现存最早的戏台——二郎庙元代戏台历经八百年风雨依然挺立。高平许氏戏曲盔头传承一百多年至今不衰，河西乐器技师王金书、张文强父子制作的二胡、板胡、头把、二把等传统乐器被周边乐队、剧团抢购。近年来上党梆子参与全国戏曲大赛，连夺戏剧界最高奖“梅花奖”五次，得主四女一男，四女是高平女儿，一男是高平女婿。高平称为“上党梆子戏曲之乡”是当之无愧的。（申小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