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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考虑到川边与西藏关系的微妙，筹划了《会筹边务开办章程折》，主张川边与西藏划清界限。其次，增设官署。赵尔丰考虑到清政府每年给边务开办费银一百万两，额度远不能满足公务需求，所以请求油捐与糖捐两项税务收入作为政府将来的常项收入，协济兵食。因内地兵勇对于西藏糌粑等食物不适应，故将大米青稞两种，分发各半，同时开田引水，试验种植稻米。 1908年2月，朝廷任命其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为驻藏大臣，但仍兼任边务大臣。赵尔丰在打箭炉驻兵，改设打箭炉为康定府后又设登科等府，加强清政府对西康的控制。 朝廷要求他与联豫会同察度藏情，并拨给赵尔丰白银60余万两，如果不够，由四川总督随时接济。由于赵尔丰在川边的改革赢得了清中央的赏识，西藏噶厦深知赵尔丰主藏政，必会有与川边一样的改革，于是派员前往察木多，调集藏兵，意图武力阻止赵尔丰入藏。 1909年，赵尔丰挫败进攻巴塘的西藏叛军，并乘胜进入西藏，收复江卡、贡觉等四个部落地区，更越过丹达山向西，一直到达江达宗，此时距离拉萨只有六天的路程，达赖喇嘛逃往英属印度。赵尔丰上书请求乘胜平定西藏全土，并建议在藏区推行革教易俗政策，由于担心其举措过激，为避免事端，清政府没有允许，但赵尔丰入藏期间仍有大量寺庙被毁。 1910年，赵尔丰与钟颖军会师于查木多，然后两军迅速推进到工部一线，然后又进入波密地区。赵、钟两军对所到之处的土司头人进行招抚，说服他们建立郡县。这次行军，流传有很多传说。有史料记载道，"大军直入恩达，获噶伦登珠及随从四十余人"，当时赵尔丰在昌都，听说登珠将要到了，陈兵三十里，然而登珠"乘马不下，神色自如"。赵尔丰以盛宴款待登珠，登珠也坦然入座，不把自己当做囚徒。赵尔丰开玩笑地问他:"你为什么被捉住了啊?"登珠说:"两军对战，理应先约战期，鸣鼓对垒，以力相较，如此行劫，未足为武也。"赵尔丰听到此言，于是约好再战。但再次作战时，藏军皆不战溃散。登珠想要逃跑，但刚一上马，就被活捉了。之后赵尔丰又收复了三崖(今贡觉、瞻对、波密和白马岗等地)。 保路运动 1911年4月，原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兄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朝廷将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8月2日，赵尔丰到任。那时，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早在6月份便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之后运动遍及全省。赵尔丰甫任，也曾一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清廷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赵尔丰被逼无奈，只能忠实的执行清廷的旨意。9月16日，赵尔丰召集各营军官训话，部署弹压保路风潮。9月7日，他以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为由，将应约而来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诱捕。消息传出，同志会组织民众到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遭到卫兵的枪杀，造成"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后，各地同志军闻而起义，旬月之间，四川大半州县被保路同志军攻占，清军处处失利，四面楚歌。川军不愿意接受命令继续镇压，清政府于是派湖北新军入川平定动乱，导致武昌兵力空虚，因此该事件也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赵尔丰也因此事件被免去四川总督一职，留任边务大臣。 辛亥被杀 改革措施 赵尔丰虽然尚用武力，但对于百姓的生计颇为关心。"乌拉(农奴为官府或农奴主所服的劳役)"在晚清以前是西藏人民沉重的负担，1909年2月，赵尔丰实施乌拉改革，颁布新的《乌拉章程》，要求征乌拉者必须付给一定的费用，俗称脚价。倘有违章苛敛百姓，勒令蛮民支差，不给脚价、口食，一经查出，定予严办，决不宽贷。《乌拉章程》于1909年9月正式施行，共二十六条，从前所有乌拉规章一概撤销。主要改革内容为:牛驮运不得超过120斤，背夫不得超过66斤，过重者，百姓可以拒雇;一匹马只准乘1人，随行货物不得超过20斤;雇佣的骑驮在乌拉途中倒毙者，官兵应给赔偿;以前乌拉支应者多为妇女，今后应徐图改良，男女均出，且五十岁以下。乌拉改革是清末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及实施新政的诸多措施中带给百姓利益较多的一项措施，为遭受沉重乌拉支应的藏族百姓减轻了负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