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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全集》版本辩析和体系特征 郑铁生 罗贯中是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小说家，是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鼻祖，他所开创的“讲史”与“小说”虚实相生的创作模式，整整影响了明清两代。特别是他的名著《三国演义》凝聚着人生的智慧，已积淀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罗贯中一生著作颇丰，著有五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和一部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但流传下来的版本种类复杂，即使研究者一时也难以择优而从，何况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专家学者早就呼吁出版《罗贯中全集》，而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绝非一蹴而就。经过数年的努力，时逢盛世，终于问世了。 《罗贯中全集》的出版，是与《三国演义》经典化的长期过程，奠定了罗贯中古典小说大师的崇高地位分不开的。毛宗岗称《三国演义》是“第一才子书”，经其修订，压倒其他版本，成为三百年来盛行不衰的定本，因此，毛本《三国演义》成为其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里程碑。上个世纪20年代胡适倡导白话文，从整体上把明清小说名著推向了经典的地位。特别是解放后，50年代整理和出版了明清小说“四大名著”，优秀章节进入中学课本，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普及。《三国演义》成为了经典，罗贯中成为了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开山大师。特别是80年代《三国演义》研究在冷落二十年之久后勃发出生机，对罗贯中和他的《三国演义》进入全方位探讨，并波及到罗氏的其他作品，在作者生平、创作思想、艺术风格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罗贯中全集》的出版，是与《三国演义》及其罗氏其他作品版本考证，步步逼近最早的最好的本子分不开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三国演义》新资料的发现，对《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深入有重大意义。元代《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嘉靖本《三国演义》的出现，弥补了《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演进链条的缺失。《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文字的披露，也给进一步了解《三国演义》的作者带来了惊喜，当时投入精力最大、贡献最多的是郑振铎。他的研究：(一)第一次从《三国演义》成书的视角，肯定了《三国志平话》作为俗文学的素材来源，也就是虚构的成分，对《三国演义》形成的作用。他说：“她虽是原始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虽是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一个骨架子，然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内容却也已完全包括于此了。”[①](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按鉴演义”，他说：“取了陈寿的《三国志》来，与这种通俗传说的《三国志平话》之类的书来对照，加入许多陈志所有的材料，去了许多陈志所无而太觉谬诞的传说。但对于俗本传说，有描写动人的地方，也颇有所采取。结果，便成了第一部的‘按’‘鉴’重编的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②](三)第一次勾勒了《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中几大链环，显示了虚实演进的轨迹。这一说法在20世纪初并没有引起太多争议,但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三国演义》及其罗氏其他作品版本考证，达到了前所未有地步，直接为《罗贯中全集》的出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罗贯中全集》的出版，是与《三国演义》的文化普及分不开的。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而衍生的诸多文化现象。其中包括三国名人文化、三国军事文化、三国遗址文化、三国文物文献、三国民俗文化等。从物质的层面讲,它应该有:三国历史性文化遗址、遗迹，如四川成都的武侯祠、山西解州的关帝庙、杭州富阳孙权故里等，都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盛名昭著。从非物质层面说,它包括根据三国历史文化而产生出的戏剧、说唱、绘画、雕刻、书法等，生气灌注地凝聚了千余年多层次的参与，积累了具有丰富内涵和审美价值文学艺术，广为流传，喜闻乐见，妇孺皆知。在我国文化史上没有任何一部断代文化史像三国文化这样有丰富的内涵，这就决定了它的人文资源，取之不竭，不断出新。 所以说，伟大的名著《三国演义》成就了罗贯中的伟大，也直接推动了《罗贯中全集》的出版。这是长期以来作品流传、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雅俗互补、交融推进、长期积淀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版不仅具有文献整理和文化传播的意义，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举措。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结出的硕果。 二 出版《罗贯中全集》首先是书目和版本的确定。学者们对版本考证和研究，就是为了找到最接近原著的本子。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水浒传》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的类型问题。《三遂平妖传》有四十回与二十回之分。诸如此类，我们不得不作一必要的辨析。 一、《三国演义》是明代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三国演义》的各个版本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区别，但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积累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艺术作品而言，其各个阶段呈现出的艺术风貌都有可圈可点之处。 《罗贯中全集》选定《三国演义》版本是明代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为什么选明代嘉靖壬午刊本呢? 1996年，英国学者魏安在《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26种不同的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Escorial)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叶逢春本。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③]这就说明代嘉靖壬午刊本是最早的刊本并不具有唯一性。就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有嘉靖壬午本和叶逢春刊本。 刘世德先生在《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中论述：“要判断哪一种嘉靖刊本(嘉靖壬午本、或叶逢春刊本)更接近于罗贯中的原稿，更能反映罗贯中原稿的面貌，必须从量和质两个方面作综合的考虑。”他列举了十个例证，从而认定：“更接近于罗贯中的原稿文字的，更能反映罗贯中原稿面貌的，是嘉靖壬午本，而不是叶逢春刊本。”[④] 《罗贯中全集》选定《三国演义》明代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一，明代嘉靖壬午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版本;其二，它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地位，开创了历史小说虚实相生的叙事模式;其三，《三国演义》经典化始于明代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积淀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 二、《水浒传》是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 需要说明的问题有三： (一)现在所能见到的《水浒传》的最早刊本，明嘉靖残本、明万历天都外臣序本、明万历容与堂本，这三个本子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或“施耐庵撰，罗贯中篡修。”一些明代典籍也有着类似的记载，如郎瑛《七修类稿》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高儒《百川书志》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因此，在谈到《水浒传》的编著者时，应当承认施耐庵和罗贯中这两个名字都是不容忽视的。既然这样署名，如此记载，那么为什么后来仅将《水浒传》的著作权和施耐庵联系在一起呢? (二)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况，与清代金圣叹《水浒传》评点本的出现、流传和影响有关。该本将施耐庵作为《水浒传》的唯一作者，否定了罗贯中的著作权。金本是300多年来唯一通行的版本，以至后来人们“竟不知魏晋”。直到1924年才陆续发现120回和100回本《水浒传》。100回容与堂本1965年才发现，1966年才影印出版。后来人们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说法，施耐庵遂专享《水浒传》的作者权，罗贯中的名字则更多的和《三国演义》联系在了一起。 (三)《罗贯中全集》所选的是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容与堂刊本《水浒传》，是100回本中最好的版本，也是最早的版本。为什么不选120回本呢?据刘世德先生考证，100回本中没有的，而120回本有征田虎、征方腊，都是后来“插增”的。他发表在《光明日报》1965年9月5日《关于张凤翼的 三、《隋唐两朝志传》是上海图书馆馆藏覆刻本永寿堂重刻本 《隋唐两朝志传》12卷122回,依据上海图书馆馆藏覆刻本永寿堂重刻本，即利用万历四十七年(1619)姑苏书林龚绍山刊本重印。今存龚刻本卷端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有著录，向来被称为海内孤本。 此书有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对版本来源和编订经过作了说明:“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隋唐独未有传志，予每憾焉。前寓京师,访有此书，求而阅之，始知实亦罗氏原本。第其间尚多阙略，因于退食之暇，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于风化者悉为编入，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盖欲与《三国志》并传于世,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予既不计年劳,抄录成帙，又恐流传久远,未免有鲁鱼亥豕之讹，兹更加订正,付之剞劂，庶几观者无憾。”孙楷第先生以为：“所载瀚序,盖依托耳。”[⑥] 故考定此序是否出林瀚之手，乃确认罗贯中著作权之关键。《〈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题“时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后五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致仕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左春坊左谕德兼经筵日讲官同修国史三山林瀚撰”。[⑦] 戊辰为正德三年(1508)，恰在刘瑾宣示林瀚等为“奸党”的正德二年(1507)与刘瑾伏诛的正德五年(1510)之间,故林瀚署“致仕前吏部尚书国子监祭酒”，职衔毫无错误，决非随意伪托者。欧阳健先生指出：孙楷第先生误以戊辰为正德二年，故说：“二年二月,瀚方降谪被罪,似不应径称以兵部尚书致仕也。”[⑧] 四、明代李卓吾批点本《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八卷八册，署名“罗本编 李贽评。”现存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李卓吾批评”的《残唐》是现存的这种小说最早的本子。 自20世纪20年代有些学者怀疑《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非罗贯中所作，理由是此书的情节、语言与《三国演义》多有雷同之处。郑振铎先生虽然1925年在《时事新报·鉴赏周刊》上撰文认为此书“大约所谓罗本、汤显祖、卓吾子，都是托名的，决不是真的出于他们之手”，但到了1931年，他在《宋元明小说的演进》一文中却又说:“惟《残唐五代演义》至今仍为罗氏原本的面目，并未有人加以删润过;其所极力描写的李存孝的英勇，王彦章的忠义，俱甚出色当行，颇近于英雄传说。惟此书卷帙较少，叙述未免匆匆，后人之少加改订或润饰，或以看不大起它之故吧?”[⑨]竟否定了白己的前说，而断定此书确是罗氏的作品。欧阳健先生著文，明确指出，不能成立，应该尊重版本的题识，承认罗贯中的著作权。[⑩] 五、罗贯中与《三遂平妖传》 《罗贯中全集》依据北京图书馆馆藏清嘉庆十七年讲德斋刻本，二十回。 《三遂平妖传》有二十回与四十回两种类型。学术界一般认为, 今存二十回本为罗贯中所作,四十回本为冯梦龙增补。鲁迅、郑振铎、孙楷第都持此观点。这一说法在20世纪初并没有引起太多争议，但八十年代以，,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从创作的源流探析，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都是由大量的话本、史料、戏剧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这是罗贯中小说的一大特色。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亦是如此。齐裕焜先生在《明代小说史》中指出，《三遂平妖传》“展示了初期长篇神怪小说的面貌。它是由一些‘妖术’、‘公案’、‘灵怪’类的短篇话本杂凑而成的”，并指出“构成此书的五个故事，在(醉翁谈录》所著的说话名目中，可见其部分底本:‘妖术’类有‘千圣姑’，可能即圣姑姑和永儿的故事;‘贝州王则’，即此书中的王则起义故事;‘公案’类有‘八角井’，当即此书卜吉的故事;‘灵怪’类有‘葫芦儿’，当是此书弹子和尚与杜七圣的故事”。[11]也有学者认为二十回本是四十回本的删节本，如欧阳健《〈三遂平妖传〉原本考辨》一文认为,今存二十回本乃删削四十回本而来,且远不及后者。 六、罗贯中与《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罗贯中全集》收录了《宋太祖龙虎风云会》，这是《录鬼簿续编》著录了罗贯中的三部杂剧：《风云会》(宋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中唯一留存下来的。《录鬼簿续编》有关罗贯中的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 “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二是“至正甲辰(1364年)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它为我们把握作者和“罗贯中”的交游时间以及当时创作情况提供了一条明确可考的线索。 贾仲明和罗贯中相见时在元代末期，当时罗贯中只写过杂剧，也就是“乐府、隐语，极为清新。”贾仲明把罗贯中收录《录鬼簿续编》之由，就因为罗贯中是作为杂剧和散曲作家。那么由此就可以推断,《录鬼簿续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记载罗贯中后来创作小说的，因为“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既然至正甲辰分别后就再无音信，因此作者不可能知道罗氏后来才创作的小说。甚而可以进一步判断, 《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应是罗氏早年之创作。恰如柳存仁先生所论及的“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一出，实可为吾人研究罗贯中文字之起点。”[12] 三 《罗贯中全集》的出版，第一次以整体性的面貌出现。这就意味罗氏著作构成体系，那么其基本特色是什么?而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文献学为基础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在中国小说史上《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算不得什么出色的作品，而从小说史演变过程来审视，它却很有意义。这就是当代罗尔纲、徐朔方、张国光等一批学者为什么都把眼光投向这些作品，其目的远远超过这些小说本身。作为早期长篇白话小说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创作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从而拓展到明代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对此，我简单地作一勾勒。 (一)“按鉴演义”的理性思维和叙事模式。 《罗贯中全集》包含的五部历史演义小说和一部历史杂剧，尽管它们的体裁有别，但都是在“讲史”与“小说”杂糅过程中建构“按鉴演义”的理性思维和叙事模式。百年来历史演义小说研究的一个基本话题，就是史实与虚构。从对史实与虚构的概述到认知的量化，从传统视角的探寻到多元方法的总结，愈来愈趋向现代学术。认识到史传与历史小说文体的不同、思维的差异;从对人物和事件的具体的分析，愈来愈注重整体性，着眼于全书叙事结构来审视问题;从单一的素材比对到愈来愈讲求审美性，把握审美意象探寻作品叙事形态与历史真实的统一。 罗氏不只《三国演义》以主体机制调控小说审美时空形态，其他著作如《隋唐两朝志传》也是如此。欧阳健说“《隋唐两朝志传》首创卷端标明所叙史事年代的体式,为后世多数“按鉴演义”者所效法。好处是能给人以“忠于史实”的印象,但由于未经重新结构,显得平铺直叙,通体难现精彩之笔”[13] “此书第1-2卷共20回，写的是隋末(605-618)凡13年史事：第3-9卷共70回,写的是武德元年(618)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凡30年的史事,二者相加,共得48年。其中写初唐的30年,仅占唐代277年的10.83%;而从小说篇幅看,却占了全书的73.77%。事实充分表明,《隋唐两朝志传》的主体仍在隋朝之‘废’与群雄之‘兴’。”[14] 揭示和把握罗氏著作体系中“按鉴演义”阶段性的演进，这对明清历史演义的创作模式有什么样的影响?无疑会把小说史的研究提升更高的理论层面。例如《三遂平妖传》在 “讲史”与“小说”相糅合的结构方式上,可以看出它是以王则起义为叙述主线,结构王则的的素材铺陈小说的具体情节,这是其基本写作方法。如程毅中先生所说,“王则起义的历史事件,已经与妖术故事相结合,正如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史实,已与杆棒、朴刀类的小说结合一样”[15]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一样,都是在相对缺乏丰富的讲史素材的情况下,“小说”与“讲史”合流而形成早期的长篇白话讲史小说。 (二)章回——虚实叙事结构的有机载体。 章回体小说由宋元时期“讲史”话本发展而来。在创作上从历史的叙事到文学的叙事不断地挺进，以及这种进程是被小说理论家和小说读者所不断接受的过程。既表现了文学叙事脱胎于历史叙事的血缘关系，又开拓了文学叙事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具有一定长度的结构单元的开创，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上是一次重大的转折，并在历史小说文体上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第一，古典章回小说与现代小说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以时空框架为主体建构自己的叙事结构。尽管有的作品开头或结尾为浓厚的神秘的虚空感所笼罩，如《水浒传》尽管有一个超时空的开头——《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但改变不了其主体特征，按照现实的时空结构全书。而后者则以心理结构营造的意识流、感觉和意绪改变了以时空为主体的叙事结构。第二，“章回”恰恰是时空框架分割出的最基本的叙事形态，突出了时间艺术以空间结构为中心的特征。《三国演义》嘉靖本240则，后期演化为120个章回，按照三国形成、鼎立和瓦解的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而展现的主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核心，分出了16个系列单元结构，将《三国演义》文本提纲挈领地展示出来。第三，章回是小说家审美主体控制的机制，“章回”按照叙事顺序组合为一部长篇小说，可以鲜明地感知叙事主体对历史时空的控制和调节。《三国演义》第25——85回(公元200——222年)，只有23年的历史，因为反映了三国鼎立和发展的阶段，是小说的主体部分，因此描写了60个章回。而外的叙事虽然长达74年的历史，也只占了60个章回。由此可见，史传文学是恢复历史时空的真面目，而章回小说则是建造审美的时空结构，表现了历史进程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 (三)散韵相间的文体特征。 韵散相间是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一个突出特点。明清章回小说穿插诗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形式中存在大量的诗歌;二是小说开始出现“诗化”的因素。 《三国演义》嘉靖本含有诗词歌赋有344首，《隋唐两朝志传》有182首，《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有138首，《三遂平妖传》有22首。说明这一现象在《罗贯中全集》里都存在。这些诗词在章回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像章回中的“文眼”一样，涵盖历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历史事件的史评史论;包容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如儒道释思想的交融、军事谋略的展示、历史地理的沿革、俗谚口碑的流播、传统道德的弘扬、以及占卜神怪鬼文化;表现了小说家的艺术构思,运用诗词的艺术特质刻画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构建叙事视角等。这一首首韵语犹如一块块化石，当揭开其鲜活而灵动的内容后，仿佛置身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艺术之宫，别有洞天。 《罗贯中全集》的作品中哪些是作为情节因素的诗词，哪些是是非情节因素的诗词，这种变化，显然不单纯是一个数字的增减，而说明:古典小说运用诗词的艺术手法的形成、发展的演进，并具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诗词作为非情节因素的成分在小说中出现的越来越少。相反，作为情节因素在小说中出现的越来越多，而且有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就是说,诗词虽然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但它作为一种因素结合到小说的艺术系统之中，这时,它已失去了原来独立的意义，而是与小说中人物、情节和结构融为一个整体，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具有了新的内涵。 由于诗词成为小说叙事的有机因素，因而小说与小说之间运用诗词的对勘，可以作为其演变过程的内证。例如《三遂平妖传》诗词13首，又出现在《水浒传》中的十五处。有的完全相同，有的只因人物的不同而稍有改动或增删，还有的在这一处用了一部分，在另一处又用了别部分。罗尔纲对勘的结果，他认为：“这表明什么一件事实呢?这是鲜明显著地表明只有同一人的著作才会如此。因为古往今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文钞公’会这样明目张胆抢劫他人的著作的。……作为著者的罗贯中更喜爱自己撰的赞词，所以在《三遂平妖传》里写了这些赞词，到写《水浒传》时，又把旧著中的赞词采用大半插了入去。这是一条证明《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同是罗贯中一人所著的铁证。”[16] 上面简单的几点勾勒，意在说明《罗贯中全集》的问世，为我们提供了以文献学为基础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综合研究，过去我们探讨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的诸多理论范畴，现在都可以得到重新审视。 [①]《郑振铎全集》花山出版社1998年，第4卷第173页。 [②] 《郑振铎全集》花山出版社1998年，第4卷第174页。 [③] 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0页。 [④] 刘世德：《三国志演义作者与版本考论》，中华书局2010年，第84-88页。 [⑤] 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1989年，第316页。 [⑥]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881年，第40页。 [⑦] 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881年，第38页。 [⑧] 欧阳健：《统一王朝的全史演义———论《隋唐两朝志传》成书及文体创新》《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郑振铎全集》花山出版社1998年，第6卷第296页。 [⑩] 欧阳健：《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02年12月。 [11] 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12] 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5页。 [13] ( 统一王朝的全史演义———论《隋唐两朝志传》成书及文体创新) [14] 欧阳健：《统一王朝的全史演义———论《隋唐两朝志传》成书及文体创新》《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5] 程毅中.再谈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文学遗产》2004年,第6期。 [16] 罗尔纲著《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作者：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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