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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康网讯 后稷庙位于山西省闻喜县阳隅乡吴吕村。创建年代至晚在元代，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五十三年（1788年）均有修葺。占地1600平方米，坐北朝南，一进院落布局。中轴线上尚存戏台、水陆殿，均为元代遗构。戏台砖砌台基，石条压沿，高达1.5米，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悬山顶，殿内梁架为四椽栿通檐用三柱，前檐施圆形通长额枋，平柱向两侧外移，尚存元代遗制。水陆殿单檐悬山顶，殿内施天花板。庙内尚存明嘉靖年间重修庙记碑两通。 古老肃穆的后稷庙，是石城县客家先辈为尊祀太古时期的先租“后稷”而建，以祈求“五谷丰登”和“幸福吉祥”之意。虽经千年风雨苍桑，后稷庙仍然是那样的庄重，那样的辉煌。 传说后稷为黄帝的第四世孙，帝喾之子，母有邵氏女，曰姜原，为帝喾之妃。一日姜原在野外见一巨人而怀孕生下后稷，姜原视之为不祥之人将后稷弃于野外的小路上，奇怪的是牛马在小路上经过时，均会避开而行，不会践踏在后稷身上。后又将他弃于冰雪地上，无数鸟类不约而同的飞集于他身上用羽毛将其覆盖，为他取暖。 这些奇迹又使姜原认为他是神的化身，将后稷抱回家中小心抚养。因此，后稷的别名地称为“弃”。后稷自幼聪明过人，长大后精通农事，并教授他人农事技术，为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闻名于中原大地。帝尧得知后，封后稷为“农师”，深受后人敬仰。 后稷庙始建于宋朝祥符年间，后经多次修缮，此庙也留下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迹。初建时只供奉后稷神像，后来又供奉了作为陪衬的道教神像。此庙为砖木结构，内设有正殿、庭院及东西厢房、古戏台。大殿结构为穿斗式木作梁架，梁倒板上绘有栩栩如生的龙、麒麟等动物彩画。木柱础石为双层八角形，各面均雕刻有动物、花草。庙内充满了龙文化及道教文化的气息，是研究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渊源关系不可多得的历史古迹。 该庙座落于客家古驿道“闽粤通衢”的入口处，是通往闽粤的咽喉要道之地，南来北往的客家人途径此地都会入内拜祀一番。自古以来庙内香火极为旺盛，朝拜者、旅游者络绎不绝。直至今日每年在此庙都要举办隆重的庙会，庙会期间都会邀请多家戏班子在古戏台上演出数日，热闹非凡。 如今庙内还存有五块古代的碑刻，二块为明碑，三块为清碑，详尽记载了后稷庙的历史沿革。历经千年的后稷庙也记载着客家先辈的文化意念和创业历程，同时也展示着客家文化的深厚内涵。 后稷是一位兼具人与神双重品格的传说人物，在中华文化的历史上有其独特的传承方式。正统的稷祀文化一直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其传承于民众中间的记忆文化系统也是后稷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地方知识体系的构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对其传承于民间的隐性资源所构建起的文化和谐系统予以民俗理论的观照，探寻其对构建社会和谐文化的积极意义。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后稷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位传说人物，兼具人与神的双重品格。 在与社会历史文化的融合中己经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后稷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的审美心理，甚至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今天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文化、社会、人三者的紧密关系也为人们越来越关注，深入研究三者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对于社会文明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俗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实际需求之下而被重新认识和定位。然而在面对驳杂的民俗文化形态时如何能做出“合宜”的选择和评判，各学科研究者应作出及时的理论思索。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希望能通过对后稷神话传承于民间的隐性资源所构建起的文化和谐系统给以民俗理论的观照，探寻其对构建社会和谐文化的积极意义。 山西晋南、陕西关中周原是后稷神话流传的主要区域，同处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区之一，奔腾不息的黄河孕育了璀璨的黄河文化，厚厚的黄土高原展现了深沉久远的人类文明。早在十几万年前的远古时代，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活动，造就了优秀的华夏文明。古代文明，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的，经过漫长的发展，当母系氏族社会为父系民族社会所代替，生产上由游牧为主转入以定居农耕为主的时期，进入了原始农业阶段，史学上称之为农业社会，也就是一些人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浪潮”。后稷传说流传的关中和晋南是周民族发源和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古代农业起源最早，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先进农业确实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起着伟大的推动作用，后稷作为代表的开拓者们在黄河之滨、渭水之畔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在晋南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流传着众多的上古神话，而陕西关中地区的渭水流域也是上古神话传说产生的重要地区，至今仍广泛传播。对于这一区域的神话传说进行研究，会为我们对民间记忆中的历史构架的了解提供便利，也有利于我们在历史的审视中探寻民间文化对于区域社会的现实意义。后稷神话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以后稷精神为内核的文化体系，上层稷祀文化系统与下层的民俗信仰、民间口承叙事共同构成了后稷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尤其在民间，后稷传说的生成与信仰具有突出的特征，通过对这一地域的后稷传说和信仰关系的梳理，我们能够窥视出深入民众社会记忆的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在文化建设中的当下意义，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重构。 神话传说资源的不断整合表明了民俗特有的社会意义。山陕地区后稷庙的修复和旅游开发，以及后稷文化主题节日的开展，都充分展现了当地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体现了民间文化所特有的隐控能力。后稷传说在山陕两地主要集中在后稷庙、后稷教民稼穑、后稷感生以及作为周人始祖的几个主要方面。始祖传说、事功传说、农业神崇拜共同构建起了这一区域的民间记忆，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转化为新的地方知识体系，重新建构原有后稷文化在民众心目中的意义。 后稷庙及其与之相附会的后稷传说是民间的深层记忆，晋南、关中地区至今保存的后稷庙主要有：武功县老城稷山之上的后稷祠、歧山县城西北7.5公里处的周公庙内的后稷祠、稷山县南稷山上的稷王庙、新绛县阳王镇的稷益庙、万荣三文乡东文村和南赵乡太赵村的两座稷王庙。在今天的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这些文化景观的重新开发，在地方知识体系的现代构建中获得了新的文化象征和意义，但其原有的农神内核依然存在。 农耕文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千百年来中国民众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与自然的艰苦抗争中坚守着一片黄土，族群的繁衍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对文明起源的研究，专家们普遍认为，古代文明形成的共同基础即农耕畜牧业。以农耕畜牧业为基础的定居聚落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的共同起点。因此，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就不言而喻了。远古时期，关中邰地位于漆、姜二水下游一带，处于姜姬两姓接壤之地，两姓联姻结为秦晋，最初生后稷。他所在的周族，世居关中，执农不弃，成为著名的农业部族。帝尧推举后稷为部落联盟的农师，推广农业技术，天下得其利，帝舜封他于邰地，号曰后稷，并替烈山氏而祀之为农神，后世民众建庙祀之。后稷祠庙则成为了构建地方文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后稷农神信仰也成为地方记忆中一个充满了真实生活而又稳定的民俗事象。在现代地方文化建设的大潮中，稷祀信仰隐性地展现出民间文化重构的演变轨迹，呈现出新的意义。 与正统稷祀文化形态不同，民间的后稷信仰则包含着民众直接的生活愿望和真实的社会认识，体现着现实功利性的特征。摒弃了许多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宗教信仰范畴，民间的稷祀更多地保留了稷神的“自然属性”，稷神和社神共同构成了俗民信仰记忆中的影响农业生产的某种力量。祈求风调雨顺和庄稼丰收是民众最大的愿望，歧山县蒲村、枣林就有祈稼会的民俗活动。（戚晓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