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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评论两篇】
古城灵韵化芝兰
——读王西兰新作《大唐蒲东》
张石山
悠久而辉煌的文明，总是难免遭遇自然灾变的袭击和兵燹战火的损毁。所以，文明往往就概念化为书写的历史，文明往往就沉积叠压为有待考古发掘的地层。甚或，文明疏离为我们陌生的奢侈品，隔膜在教授们的高头讲章里奇货可居。
然而，无须悲观。文明的精灵早已逸出概念存在的锁缚，以某种神奇的方式赢得了传承和再生。
传说中的上古舜帝的都城“蒲阪”，包括后来的“蒲州”、“蒲东”，这些名堂，随着历史的尘封，只成为一些古老的称谓；惟有知者会意，那都是在说如今山西南端的小城永济。从“蒲阪”到“永济”，跨越了数千载，这儿的人民代代繁衍、生生不息。雍容博大的中华文明从来不曾断裂，伴随了华夏民族旺盛的血脉汩汩流淌。“蒲阪”或曰“永济”，锦绣中华这块画布上的一个小小斑点，富含了巨幅作品的所有文明传承的密码。
那么，这儿的人民如何承继了古老文明的禀赋？这一带的古老文明又是怎样化育了繁衍生息的人民？
当今的永济人，能否破解古典蒲东的文明遗传密码？千百年来“自在”的蒲东，能否走向“自觉”？
“敦煌学在日本，西夏学在俄国”，类似的状况，是否仍在继续？破解蒲东，叙述蒲东，此一使命将会属赖何人？
近代中国的挨打落后，造成了国人对中华古典文明的人云亦云的轻慢怀疑。数典忘祖成为廉价的时髦，继承发扬变作苍白空洞的口号。如果经济上的落后是不争的现实，我们在文明方面的自信是否只是一种“先前阔”的遗民心理、是否只能迎来鲁迅式的冷酷嘲弄？
王西兰先生的新近力作长篇文化专著《大唐蒲东》，给出了一个肯定而令人欣慰的答案。
《大唐蒲东》，支持回应了我在“走马黄河”文化专著中阐述过的观点，当然那也是许多有识者坚定的信念：五千载兼收并蓄的不曾断裂的华夏文明，决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的语言层面的概念；这样的文明，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软实力。它是化育新生的丰厚沃土，它是创造神奇的不竭源泉。 公元2000年，参与中青社组织的文化行走活动“走马黄河”，笔者曾经到过永济。走过上游黄河第一个大折弯“青甘宁”交界处、走过中游黄河第二个大折弯“晋陕蒙”交界处，永济地面，则是万里黄河第三个亦即最后一个大折弯“晋陕豫”交界处。相对于万里黄河的前两个折弯，这儿的文明更加古久，历史积淀更加深厚。当时，王西兰先生全程热心陪同，向我讲解蒲东文物古迹、介绍蒲州历史人物，简直如数家珍。记得当时我这样说过：我到晋南，几乎不敢随便下车；因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踩到“文化”。语近调侃，但我的心意是虔诚的。
也就是在那一次，听说山东籍作家李存葆，写了有关蒲东文化的长大散文《飘逝的绝唱》、并且在《十月》发表的消息。当时，我曾经会心一笑：李存葆先生的作为与我的“走马黄河”不谋而合。小说家们对民族文化的关注由来已久，对之进行文学化的表达展示早已化作大家某种内在需求。
而在同时，我在心底则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余秋雨书写《抱愧山西》，山西作家干什么去了？李存葆发表《飘逝的绝唱》，永济作家又干什么去了？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对本土文化处于了这种“失语”状态呢？是视而不见的颟顸、还是不堪胜任的低迷？
争论原因已经没有多少意义。坐而论道，莫如付诸行动。在我的“走马黄河”专著《洪荒的太息》中，笔者已经尽其可能地书写介绍了若干目击到的和感悟到的晋南蒲东文化。
我相信，作为一个山西籍的作家，我对山西文化的了解程度至少不会低于山东籍的李存葆。但这样的比较也没有多少价值。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不管是我还是李存葆，都只是在蒲东走马观花一回罢了。作为事实上的局外人与观光客，我们到底只是进行了一点“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的尝试。最多，那也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
更好地破解蒲东文化之遗传密码，将有待于一位蒲东人来实现。
王西兰先生蛰伏多年，终于浮出水面。《大唐蒲东》应运而生，横空出世。 《大唐蒲东》结构宏大。
《大唐蒲东》视界高远。
《大唐蒲东》蕴涵深藏。
王西兰全面追溯努力再现了盛唐时期蒲州地面的历史文化风貌。他分别以专章介绍了蒲州古城、鹳雀楼、普救寺、蒲津渡铁牛、五老峰和王官谷等著名历史遗迹。行文涉猎古代建筑、诗词歌赋、戏剧传奇、佛道宗教等诸多方面，无不尽力开掘其中之文化蕴涵、无不极力推崇其中之炫目辉煌。
王西兰曾经写过小说，或曰向以小说知名文坛。读罢《大唐蒲东》，我们不能不认为：“小说”，原来只是小说。我们或者还可以这样认为：小说家，决不仅仅是小说家。
《大唐蒲东》气度雍容，寄寓深涵，磅礴浩荡，文采激扬。文明破解与文学思考熔铸一炉，认知价值和审美情趣交相辉映。探微烛幽，宛若宋词小制；铺排绍介，实乃汉赋气概；而想象飞驰，则分明唐诗境界。
锦绣中华大地上的这个曾经叫做“蒲东”的地方，在历史的坐标上被定格在“大唐”时代。言说大唐，或者不能不说到蒲东；而破解蒲东文明，正是认知大唐文明、华夏文明。
《大唐蒲东》，名正因而言顺。
言说大唐之蒲东，非此人不足言其大；破解古城之文明，无此文不能触其深。质言之，《大唐蒲东》是王西兰先生的心血之作、功力之作；自豪之作、扛鼎之作。
永济得其人，蒲东得其文。文明传承，永济固有其人，当有其人；灵韵喷薄，西兰当有其文，而有其文。
文兮人兮，永济蒲东得其所哉！今而往后，直欲令他人“眼前有景道不得”矣！ 王西兰永济土著，熟知这里的风土民情、山川地理。
王西兰生于1948年，与我同属所谓老三届。这是奋争的一代，思考的一代。年近六旬，一个甲子。激情子弟江湖老，文章气度老更成。
王西兰多年在文化局工作，工作的业务性质使他有机会熟悉这块土地上的文物古迹和文史掌故。而他不惟与文化有缘，亦且是一个有心人。于是，文明滋养了有缘人；有心人反转来产生了认知本土文明的自觉。自觉而觉他者，便有可能达于菩萨境界。心底一派澄明，万物与我同住。
王西兰并且多年喜好文学创作，文学、哲学、美学、佛学，其终极指向，无不趋于美善。小说乎，散文乎，锻炼了文笔，培育了诗心，开阔了眼界，博大了胸襟。
蒲东等候久矣，几乎是“千年等一回”。等候它的文明孕育出一颗诗心，栽植出一支文笔。
王西兰仿佛就为着《大唐蒲东》而生。
没有《大唐蒲东》，王西兰当然已经是王西兰；但唯有《大唐蒲东》，使得王西兰更加成为了王西兰。
无可怀疑，西兰兄今后定然还会有大部头文学作品问世；然而，只要有《大唐蒲东》，西兰兄或可豪迈声称：今生无愧！ 我和王西兰相识多年，始终对这位仁兄存有某种钦敬。此中情愫，原不必形于言辞。拜读《大唐蒲东》之余，夸赞西兰几句的念头竟是不可遏止。
王西兰轩眉秀目，面如冠玉，堪称美丈夫。美丈夫腹中兼有才学，不止七斗。仁兄正是秀外慧中。
王西兰风流倜傥，弹得丝竹、扮得小生，堪称多才多艺。台上擅唱蒲剧，酒后可发浩歌。而处世为人，不事张扬。人情练达而不落俗，能力具备而不夸耀。
王西兰性格平和，老成持重。自律严谨，与人为善。温厚蕴藉，儒雅宽仁。望之柔弱，若不禁风；而气度俨然，不可轻慢。
文明如果不仅是空洞的词汇，古老文明如果能够化育新生，则应该显现为某种具象化的当代人格。阐述蒲东文明的王西兰先生本人，恰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
日本终身棋圣藤泽秀行早年来中国，他仅仅看看纹枰前端坐的聂卫平和马晓春的长相气度，就敢断言二人日后在围棋方面定然能够登峰造极。而棋运正是国运,人格无异国格。
好比我喜欢在文学讲座上对女孩子们说：与其购买华丽服饰装扮自己，不如买书读书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判断一地之文明程度，与其汗流浃背马不停蹄观看文物古建，不如阅人。蒲东乎，永济乎，有众多文物古建遗存，则大唐气象依稀可见；有当代学子王西兰等辈光耀文坛，则古城灵韵得以彰显。
古城灵韵，化育芝兰。
《大唐蒲东》，文采卓然。
文以人传，人以文传。
蒲东美哉，美哉西兰！
（作者为著名作家，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