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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记者 黄晓慧 在温岭市区虎山有座常乐寺，台州市佛教协会编的《台州佛教寺院》一书，是这样介绍的：常乐寺，位于温岭市太平西郊虎山公园旁的“灯盏坞”，因地形如灯盏故名。清道光、咸丰年间（1796-1850），僧德芳建。初结茅于双龙山凹兜里，后迁灯盏坞。有大雄宝殿3间，楼房11间，平房6间。德芳禅师究求禅心，于五十八岁脱化，传至唯通，凡十二代。中有式超全面重修，后玉昙再兴三圣阁，殿宇完整，寺貌岿巍，环境清幽，为学修之好道场。该寺名僧辈出，中兴明因讲寺济祖式海大师、天台国清寺澹云大和尚、杭州武林佛学院讲事可云法师、慈溪西方寺崇能法师等均出于斯。台湾天台宗传人斌宗上人、扬州大明寺一堪法师，亦曾在此驻锡。每逢佛诞节日，骚人墨客，吟诗作赋，熙来攘往，盛极一时。1939年，中国佛教会温岭分会设址于此，住持释蕴光任理事长。解放后，僧侣星散，殿宇尘封，寺院改作温岭中学宿舍和大队牧场……至1983年被西郊村拆去办工厂，寺废。1989年10月，批准重建。11月30日大雄宝殿奠基，1990年，大雄宝殿落成。嗣后，相继建成天王殿、三圣阁、僧寮、斋堂、护法堂等三十余楹。先后雪愆、愍尘、了净为该寺住持。1998年建成八十八佛殿。2001年又新建地藏殿一幢。建筑面积为2564平方米，其中主要殿堂面积为997平方米。 这座常乐寺的创寺人僧德芳，就是戒庵，是温岭历史上有名的诗僧。 关于戒庵其人，温岭市常乐寺编的《明因寺常乐寺简志》上是这样介绍的：“释戒庵 戒庵，字德芳，原为高龙石岩头显慈寺僧，善吟咏，工行草书。道光二十五年（1845），冯芳、陈寿璐等七人在花山建‘修梅吟社’，德芳与他们有诗唱和，赵佩茳《花山志》中有载。咸丰三年（1853）春，黄濬自宗文书院迁席县城之鹤鸣书院，访僧德芳于大明因寺，是年二人辑为唱和集。著有《证我集》。” 这个简介中的“原为高龙石岩头显慈寺僧”这一句，应当是错的，下文详说。 误将光定作戒庵 王维翰辑《台山梵响》，曾将德芳误为光定，以讹传讹，以致《台州府志》称“《黄岩志》《黄岩集》《太平续志》《台诗待访录》《两浙车酋轩续录》并沿其误”，并且现代新编的一些词典也出错了，如《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有“光定”条，称其“字德芳，号戒庵。太平小明因寺僧。诗学四素老人，书法神似颜真卿。（《台山梵郁》）（按，抄辞典原文，此处“响”字作“郁”）这里“小明因寺僧”应是“明因寺僧”，即大明因。 张志哲主编《中华佛教人物大辞典》“光定”条则称：“清代僧人。字德芳，号戒庵。清道光年间 （1821-1850）居安徽太平小因明寺，因长于绘画闻名一时。”这本辞典错得更离谱，不但把光定和戒庵混淆起来，而且将浙江太平（温岭）与安徽太平县混淆起来，“小明因寺”也误抄为“小因明寺”，“长于绘画”之说，也不知与事实是否相符。 实际上，清《台州府志》编者就发现了这一差错，在《台州府志》卷八十三《艺文略二十》中谈到《证我集》一书时予以辩误：“国朝释德芳撰。德芳名摩诃省，以字行，号戒庵，太平显慈寺僧。其哭林璧人诗，称为从母舅，当即太平人，是编凡古今体诗二百三十首，黄濬尝为之序，见其所著《梅初录》。王维翰辑《台山梵响》，误以德芳为即光定，《黄岩志》《黄岩集》《太平续志》《台诗待访录》《两浙輶轩续录》并沿其误，不知两集黄濬均有序，其序《栖云百咏》在道光十八年戊戌，谓光定已死，而序《证我集》在咸丰五年乙卯，与德芳尚有问答语，则非一人明矣！是集今有钞本。” 黄濬就是太平凤山人（今石桥头镇下黄村人），字睿人，号壶舟生，晚号四素老人，三都凤山人（今石桥头镇下黄村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历知东西萍乡、于都、赣县、东乡、临川、彭泽六县，署南安司马，后被诬落职，谪戍乌鲁木齐，七年后赐还。在边塞与林则徐相识，互递诗词，结为知交。曾主讲黄岩萃华书院，邑宗文、鹤鸣两书院。同治五年（1866）卒，年八十又八。生平仰慕苏轼，诗风或豪健，或清丽，书风亦近苏，并擅写兰。著作繁富，有《夏小正注》《倚剑诗谭》《壶舟诗存》《壶舟文存》等。 在《壶舟文存》中，有《栖云百首序》和《证我集序》。《栖云百首序》称光定为姑苏（苏州）人，“少读书，弱冠游庠，以家贫槖笔走四方，为大僚书记，亦与守宰为主宾。然数奇，孑然一身，落落不得志，遂出家黄岩。参学天台者数年。后游越，又为丛林书记。性孤梗，二三知好外，多白眼者，又疏爽施，钱随手辄尽，谈吐剧风雅，诸方之好事者无不愿与纳交。招之适馆，初亦强周旋，卒不满其意以去。越中选开士诗，丐其稿，笑曰：‘吾岂以是传哉！传以是不如无传！’坚却之，故名卒不显。病羸瘦，苦吟不辍，遂以死。死之日，以遗稿嘱余。余藏之箧中，旋失去。后于皖江舟中强忆得百首，内一律仅记二语，实九十九首，遂为录之，因以名集。时琴道人与余同行，亦惜是集所忆参半。琴道人即今樵也，兹余远戍乌孙，琴道人从，将携是编以往。阿难迦叶岂与中土无缘，而栖云亦只履西归矣。”这位性孤梗的苏州人诗僧在黄岩出家，苦吟而死，在临死前将遗稿交托给黄濬，可是稿却遗失了，黄濬凭记忆记得一百首，其中一首还不是全部的，所以只留下九十九首，当黄濬谪戍新疆乌鲁木齐时，他还将这回忆重得的《栖云百首》随身带着，可见对光定诗稿的重视。 而黄濬为戒庵诗集所作序言《证我集序》则是这样写的：“戒庵鸠诗成集，而乞集名于余，余以‘证我’名之。戒庵问何义？余曰：喻禅如月，半璧全珪，会之则千江一印；喻诗如树，南橘北枳，辨之则万种殊根。无他，禅论机，诗谕格也。不必征诸古人，即如此集题辞。芯渊有芯渊之格，肖岩有肖岩之格，其他作者亦各有格。四素老人纵横海内数十年，与士大夫倡酬水乳然，亦未尝不自成一格。戒庵有诗即有戒庵诗格。戒庵亦自证其诗而已，以是名集，谁云不可。戒庵曰：‘然。’四素老人遂书之以为戒庵诗序。咸丰五年十二月腊粥熟日，四素老人呵手。” 序中提到的芯渊、肖岩分别为修梅吟社诗友冯芳和林傅。 《明因寺常乐寺简志》辑录了戒庵的不少诗作，这些诗作，不少已收入《花山志》《温岭遗献录诗集》等书。 与修梅吟社诸诗人交往颇多 戒庵与修梅吟社诸诗人唱和较多，如《呈梅社诸君》：“文星炯炯七珠联，野衲遭逢定有缘。香社画图唐九老，兰亭觞咏晋群贤。千秋韵事今犹昔，几辈才名后继先。不识可容参末座，法华再转为谈禅。” 修梅吟社有杨鸑、陈寿璐、冯芳、李汝皋、林蓝、林傅、章淳等七人，戒庵将七位诗人比作七颗如珠联的文星，说自己和七人的相逢一定是有前缘，七人结社继承了唐代白居易等人香山结社传统，同时赋诗也如晋代兰亭觞咏之群贤一样，但千秋韵事还要比晋唐更胜。 戒庵与画家林蓝交往的诗篇有《宿小兰亭留赠林居士》：“幽斋莹洁绝纤尘，笑语春风达比邻。酒冽床头诗有兴，谈清麈尾梦无因。千秋事业囊中句，四壁琴书画里人。品格梅花修得到，好邀明月证前身。”另一首是《七夕怀林居士璧人》：“一室维摩不解禅，六龙飞辔送流年。殷勤为报双星道，莫遣离愁下碧天。” 与陈寿璐（雪逵）相关的诗篇有《柬陈居士雪逵》：“记得重阳挈榼过，倾谈竟日快如何。而今庵外犹秋色，红树青山夕照多。”这首诗写两人重阳节聚首喝酒，畅谈整日而不知倦。另一首是《柬雪逵居士》：“有约迟来迹愈孤，昨宵豪宴酒千壶。我虽未买花猪肉，三白犹堪款老苏。”因为僧人要吃素，不能为陈寿璐提供五花肉，但是还有三白酒可以款待。 而冯芳则还曾在下雪天访戒庵，戒庵有《和冯芯渊居士雪中过访韵》记此事：“欲拈冻笔指难伸，一片窗光白似银。才唤沙弥烹火碗，忽惊仙客御风轮。好开乘醉看山眼，来慰逃禅卧雪身。莫便匆匆寻旧路，六花先自解留人。” 杨鸑的《金帚轩集》中有三首写戒庵的，其中一首是《戒庵结茅灵泉山寄怀》：“才出山来又入山，诛茅新盖屋三间。好留顽石容听讲，自把长镵不放闲。竹渐遮篱和雨种，松多碍径带云删。不知庵外泉何似，待试新茶为扣关。” 这灵泉山即明因寺后山，《嘉定赤城志》载：“大明因院旧曰修福”。建于唐大中二年（848），而据明《嘉靖太平县志》，明因寺始名灵泉，建于唐咸通五年（864）。 杨鸑还有一首《戒庵上人自晋山来住明因禅关，几三载矣。兹于秋仲哉生明启请宣偈为方外之游。同城有善上人者，咸赠诗，后征及余，辞不获，成长律五，用志胜因，去来了了，想上人得之，肯借以呈佛否？》： “曾携不借下龙山，三载松阴坐闭关。磵竹泉添瓶水冷，钵花香入坞云间。禅当破寂身犹槁，诗到无声手自删。我亦芒鞵时过访，要将法雨浣尘颜。 别来山寺已秋风，每听钟鱼忆远公。索字料多红叶贮，题名愧有碧纱笼。香厨何日分魁芋，草屩频年挂老枫。坐破蒲团缘底事，好随明月过溪东。（原注：上人尝索余书，余亦尝有诗题诸壁上，上人爱而珍焉。） 近闻棒喝定中禅，铁障重围顷刻穿。勘破疑团原一宿，耐经面壁况三年。此行若住还非住，于我何缘不了缘。四大皆空随处坐，岂宜指地画沙圈。 出林明月夜初三，弥勒无缘再共龛。祗为法乘追最上，却多梵唱作和南。十方檀越争闻偈，一卷华严此罢参。我欲从师饶舌讯，可曾婆子已烧庵。 梵夹飘萧净出尘，揽裾且莫话前因。雪山此去仍行脚（原注：上人所住龙山即晋山也，旧因晋王游历名，今雪山寺存焉），金粟如来是化身。缘定不愁飞锡远，诗多还爱寄牌频。祢惭我自名缰缚，笑向恒河懒问津。” 与黄濬交往如东坡佛印 黄濬与戒庵交往相关的诗作就更多了，如《僧戒庵（德芳）雨中见访，赠从一律》：“耳热清名未接陪，斜风细雨打包来。鬓眉相愧维摩老，楼阁门因弥勒开。见说塔头栖有洞，何须打脚渡寻杯。与公共翦西窗烛，径欲家书托万回。”作者自注：①戒庵本石岩法云寺僧，今安钵塘岙观音洞。②时家弟今樵尚滞闽海。 此处石岩法云寺，指的应当是箬横石岩头（今属龙岗村）法云寺，现在尚有同名寺院存。前引杨鸑诗称“曾携不借下龙山”，“不借”意为草鞋，是说戒庵到明因寺前在龙山（晋山），与黄濬所记相符。而戒庵为石岩头显慈寺僧人一说，当系戒庵有《显慈寺火》一诗而以为是寺僧，但此显慈寺即温岭城区锦屏岩之南湖漫水库之北的报国寺（又名山后堂，下详说），戒庵曾否在此为僧尚待考证。 戒庵从法云寺到城内明因寺曾闭关三年，黄濬想去访问他，因为戒庵闭关了，没有如愿，但戒庵得知黄进士欲来访，发帖请他去，所以黄濬写了《花朝前十日访德芳上人于大明因寺禅关次陈二峩表弟韵》：“一自松关封鸟篆，兰芬欲挹久无缘。鸡窗谅只开经匣，鹤料何曾长砚田。印帖鸿泥来讲舍（作者原注：昨以帖见招），麴尘紫陌踏晴天。元谈未已催啼鸟，心似春蚕镇欲眠。”另有一首《春日访戒庵上人于大明因寺禅关长篇记事即柬戒庵》，其中也提到“戒庵久已松关闭，客到开关亦不计”，可见对黄濬的重视。 黄濬还作有一首《山馆夜坐怀戒庵，次郑板桥山中夜坐再陪起上人韵》：“西门有古寺，构屋在岙底。戒庵偏爱之，闭关冷如水。高眠凭一榻，煮饭仗十指。辛苦兼寂寥，可已而不已。是但参枯禅，岂是佛微旨。夜来我念之，寄怀书满纸。（其一）佛言不二法，无为无生灭；我言有二法，畏暑畏凛冽。九秋尚蕴隆，禾头倍绽茁。独我秉烛坐，汗流背欲折。安得夜生凉，临风而散发。借问坐关僧，心热心不热？（其二）世人多蕲望，气数有通塞。我独任运行，安然不费力。夜读南华篇，朝看南山色。心怀苟坦荡，世路无屴崱。岂若轩冕人，宵旦凛黜陟。戒庵方寸中，一生罕荆棘。与我同素心，誓墓言不食。（其三）傀儡苟登场，花面必须抹。口股苟图甘，蜜脾必须割。我无璧可怀，何用愁衣褐。天龙有一指，我谓未解脱。何时再访君，谈口哆天阔。任尔有辩才，老夫席欲夺。（其四）”另有《次戒庵上人见怀韵却记》：“山僧高卧空山中，不忧瓦钵山厨空。但念春过二月半，渺渺故人隔河汉。双鲤跳波为我留，中有尺素吟三秋。三秋一日古人语，不见故人能不愁？我欲托鱼还尺素，为道芒鞵踏春暮。无如春事未阑珊，脚气楼生疾已痼。而今雁断书久延，访戴山阴期又愆。复书先报登门日，把臂无如已隔年。我挟红裙为扶老，岂复妄思征绣褓。丰干饶舌亦何为，树依枯藤为君道。何日访君闻粲花，日日檐溜如散葩。待斥痴龙收雨脚，扶筇行叩香严家。” 黄濬还曾将一把棕帚赠给戒庵，并作诗一首《以棕帚贻戒庵再次前末首韵》：“我有一敝帚，千金价难抹。持以赠故人，忍痛爱始割。取材老山棕，缚之自布褐。用扫佛前地，清净得解脱。三千大千界，建扫遍空阔。兼可扫心地，勿为豪者夺。” 黄濬酷爱东坡诗，书法亦学东坡，而黄濬与戒庵的交往，也如东坡与佛印和尚的交往，亲密无间，于诗中可见一斑。 《显慈寺火》记王钦本匪乱 戒庵的《显慈寺火》记载了温岭历史上的一次匪乱：“千秋宝刹一朝颓，佛宇僧寮尽劫灰。不信智灯终作焰，方知明镜本无台。地馀偃树埋苍霭，雨过残垣长翠苔。可惜珍函经八藏，何年白马复驮来。” 这里的显慈寺是报国寺，《嘉靖太平县志》记载：显慈教寺，唐太和七年（833）僧常一创建。明嘉靖七年（1528）僧禅元于此讲法，轰动一时。万历年间，寺僧赴京迎请大藏经。后改名为报国，又称崇福经堂，俗称山后堂。清《光绪太平续志》卷十七载：“道光二十年庚子，教匪王钦本聚众山后堂作乱，九月，刘令旭直捣其巢，毁之，贼乃遁”。《温岭县志》大事记载，清道光二十年（1840）：“营兵王钦本联合僧彦悟，于报国寺聚众造反，为知县刘旭镇压”。 黄濬为其三弟黄渲所作的《祭亡弟芗谷文》也提到了王钦本显慈寺聚众作乱一事：“岁癸卯，海上有事，土豪因而鸱张。有与显慈寺僧结为巨夥，不下千余人，谋扑城旁，掠势张甚，县城为之昼闭。芗谷则约石桥、沙中各村团练其族子弟为堵御计，且为请乌枪于官以壮声威，贼闻胆慑，不敢过半岭一步。而三都以东得以晏然无虞者，芗谷之力也。” 显慈寺匪窟被捣毁烧掉后，明万历年间的大藏经也被烧了，故戒庵有“可惜珍函经八藏，何年白马复驮来”之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