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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左公的血液，始终流淌着民族尊严、国家安危的大义。本来他是可以更早一些出仕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的。但由于旧的科举制度的制约，更由于晚清朝廷的腐败，令有识之士的左公寒心、痛心、忧心。而每当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他又总是大义凛然，大气磅礴，义正词严，痛斥腐败，从不苟且。对于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一点也不含糊。 早在道光廿年(1840)五月，左公还在安化陶澍家授教时，当听到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被革职的消息后，愤怒之中，扶笔贻书给蔗农先生，针对英帝的入侵，提出了《论战守机宜之要务》，写了《料敌》、《定策》、《海屯》等六篇抗英论文。 次年八月，当闻知英军占领香港，侵占宁波时，左公又愤然疾书给黎吉云，提出“须严惩主和顽寇、纵兵失利之臣”。正义之举，轰动朝廷。 1842年7月，当清廷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守条约》后，左公当即约好友胡林翼至安化小淹陶府，连床论政，恒至达旦。 由此左公更加忌恶朝廷腐败，决意归隐乡农，潜心书斋，忙操农事，兼授书徒，辞官不仕，不涉腐政，以保清廉之大节。 如果说，诸葛亮这条“卧龙”是刘备“三顾茅庐”才出山的话，那么左公从1848至1854的六年中，一连数次经历了“三顾四请”而不肯出山。转眼不觉已近天命之年了。殊不知是官运未到，还是命运如此! 最早一次是道光廿八年(1848)，林则徐复出之时，好友胡林翼荐左与林。当时林则徐正急需辅佐幕僚，虽未见其人，却已心仪。在信中写道：“承示贵友左孝廉，既有过人才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可这时的左公正在陶府授教，生怕误人子弟，也可能是缘分不到，对林公这一顾，连个“回音”都没给。这才有了前面说的湘江夜泊，舟谈达曙。 这再顾茅庐之时己是咸丰三年(1853)的八月了。这时的左公为避战乱，举家徒居白水洞(今汨罗市境)，过着隐居的生活。不料好友同乡胡林翼与郭嵩焘联手起来，共荐左公到湖南巡抚张亮基那儿做官，劝其保卫桑梓。开始左公再三辞谢。监于张丞求才心切，数次登门造访，更兼老乡挚友又是苦劝，又是激将，好不容易才把这条“卧龙”请出山。而且还答应他的条件，只是“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算是临危受命，暂入幕府。他一入幕府，便“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苦守长沙危城达三月之久。太平军攻不下长沙，只得撤围北去。后来张丞移抚山东，左则回乡，归隐梓木洞(今汨罗市玉池乡)。 张亮基走后，骆秉章接任湖南巡抚，这才有了“三颅四请“”之说。骆秉章上任后，闻听左公苦守危城三月而不失，之后，便是数次致书左公，请其出山相辅。左公却坚辞不应。这是咸丰三年(1853)九月的事。次年二月，曾国藩治军衡阳，又贻书邀左，共辅军事。公又婉言辞谢。这时恰逢骆秉章派人上左公的门，敦促左公重回府衙。左公见战事吃紧，不得已才再入湘府幕僚。 六年之中，左公其所以四次不为官位而动心，不涉腐政，是有他的隐情的。主要还是官场险恶，人心难测。 事实也是如此。就说湘军主要领袖人物中的曾(国藩)、左、郭(嵩焘)三巨头吧!他们的关系就犹如是统帅、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那样决定着湘军的命运，也关系着当时中国命运的某种走势。左与郭是湘阴老乡、老朋友，郭嵩焘入值南书房、深得咸丰皇帝信任后，仍然力荐左宗棠，可二人一生中结下的恩怨结却始终还是没有解开。与大老乡曾国藩也是这样，二人积怨也很深。尽管如此，左公依然心境坦荡，庶民为重，恪守主轴，成为合作共事的好搭当。 事实上，一介布衣出身的举人左宗棠，当仕途宏达，仿佛步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传奇人物时，忌恨和诽谤也就随之而来了。在后面算计他的黑手就张牙舞爪地要致他于死地了，其人就是湖南永州镇的总兵樊夑，左宗棠的命险些葬送在这一介武夫之手。幸亏有胡林翼、郭嵩焘等仗义相帮，搬动了肃顺、潘祖荫等大臣，披沥陈言，才使这场轩然大波化险为夷。这个隐衷大概也就是左公为何立志早而出仕迟的一个原故吧!（刘新煌） (《世界级智慧人物左宗棠》之四， 作者曾担任过湘阴县委书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