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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间命运迥异，在主观上大体缘自政治器识上的差异。所谓政治器识，包括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等等。 毛泽东比较赏识哪类知识分子？ 1959年6月，他同吴冷西谈及《人民日报》工作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 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 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是毛泽东颇为推崇的一个。顾炎武虽不以政治才干名世，但其器识却远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负，也有比较充分的政治素养和对时事的深刻洞见，只是缺少机缘时会而已。这不仅因为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后世学子所敬慕，更在于其讲求经世要务、民生利病的治学之道，在于他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对宦官专权，明亡后又参加抗清斗争的政治实践，在于他后半生遍历华北各地，结交豪杰义士，观察山川形势，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风。毛泽东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便把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为《日知录》所写序言中有关顾的政治行宜和讲求实学的内容，抄录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奉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在1917年4月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把顾炎武标举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可师”的“文而兼武”之人，向往之意见诸笔端。毛泽东如此推崇顾炎武，可视为他后来作为理论和实践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条伏线，也是他后来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融入实践才能有所作为的一个端倪。 史上知识分子从政，常会通过疏策书谏等方式发表政见。毛泽东读史，很注意他们在这方面的见树。对切中时弊又能给人启发者，推崇有加，并常常根据现实的需要作些发挥。读李斯献给秦王嬴政的《谏逐客书》，毛泽东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读西汉时贾谊向汉文帝进的《治安策》，认为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读枚乘借吴客与楚太子的对话写成的《七发》，他认为对现实政治有“颇多的批判色彩”，“是给吴国贵族们看的”。 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的体会是受到错误处理，可以锻炼意志。读东汉末年李固致黄琼书，他强调“人贵有自知之明”。读西晋江统为杜绝“四夷乱华”向晋惠帝建议把少数民族从关陇一带迁走的《徙戎论》，他批注说“迁亦乱，不迁亦乱，封建时代非乱不可”。读唐代李百药写给唐太宗的《封建论》，他总结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读马周贞观十一年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认为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古代知识分子器识政见的现实意义 对古代知识分子的器识政见，毛泽东觉得有现实意义的，还常作古为今用的发挥。仅以读《明史》而论，朱升本为教书先生，在朱元璋“召问时务”时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对此颇为欣赏，说朱升“很有见识”，并在1972年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现实策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万事万物无不都有一个开始，但是很少能有善始善终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引用这两句话来提醒中央委员们要注意保持晚节。 相反，对那些空泛之文，毛泽东则很不以为然。读马周给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时，他想到宋代一些人的书策，批注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这个看法不是随便提出的。毛泽东读宋代一些散文大家的史论和政论文章，评价普遍不高。即使像欧阳修这样在政治上颇有作为的散文家，毛泽东读其《朋党论》的批注是“似是而非”。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提出历史上的一些失败现象，原因在于“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毛泽东颇不以为然，批注说“看什么新进”，况且老成之人开始的时候“皆新进也”。 毛泽东爱读古代知识分子的史论、政论文章，自然与他想从中体会和梳理出一些为政治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带规律性的东西有关。而他的评点及其包含的所褒所贬、所扬所抑，也明显反映出他对我们的知识分子在从政言政时所寄予的期望和要求。宋代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也搞些政治，有的还担任了很高的官职，但毛泽东明显不喜欢他们抽象说教、言不及义的书生意气。（摘自2009年第7期《党的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