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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士刚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生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下横街（今民生路）任氏老屋。任氏作为慈城的名门望族，家产颇丰，在城内有泰丰木行、泰丰钱庄等产业，因此，幼年时期的任士刚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中城小学堂、效实中学，于1924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由校方介绍到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任建筑部监工。
开启国货织造业新天地的实业家
上世纪二十年代，全国反帝反封建热潮正逐步高涨，“抵制日货、倡用国货”成为社会共识。当时，国内的很多产业都被洋货挤占，比如针织品，由于技术、产品质量、款式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国货与洋货相比，缺乏竞争力。任士刚素来有“实业兴国”之志，就职英商怡和洋行伊始，他就与罗庆藩、杨光启、钱箕传、梁悟庵等四位同学一起，出资近2万两银子，组建了一家名叫“五和”的针织厂，厂址就在当时上海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永吉里，主要生产服饰花边，有边带机3部，职工20余人。之所以取名“五和”，主要是创业的五人之中有三人为宁波同乡，其中罗庆藩还是其效实同窗，于是，寄“五人同心创业、和气生财”之意，取名“五和”。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亲历此事后，任士刚毅然辞去了英商怡和洋行的监工之职，并于同年8月成立了“五和织造厂两合公司”，全身心地投入国货织造行业，在原先的基础上，开始兼制汗衫门襟、帽带和商标等产品。
1928年，任士刚招股规银10万两，将五和织造厂改制为五和织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生产卫生衫裤、汗衫背心，并正式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商标主管部门呈请注册了“鹅牌”商标。由于管理科学、技术先进，五和生产的“鹅牌”汗衫质量堪比洋货，且价格要低廉很多，一推出市场，便打响了品牌，风靡全国。1931年，任士刚又主导五和对60/2支汗布进行缩碱处理，创制出了带有麻布特征的新布料，以麻纱汗衫相称。1932年，五和又改装了手套机，用40支精梳纱织成坯布，制成的内衣富有弹性，保暖性好，称之为棉毛衫。翌年又购进英国棉毛机，扩大生产。至此，五和的产品已覆盖汗衫、绒货、棉毛等多个钟类，成为品种齐全、质量优异的国货名牌。德国礼和洋行还一度以换标的方式用“鹅牌”汗衫冒充进口商品，可见其质量在当时已赶上甚至超越洋货。除国内市场外，五和产品还远销至香港、南洋一带，首先打破了高档汗衫市场长期被“舶来品”独占的局面，由此印证了“上等汗衫国人尽可自制，嗣后如有需要，可不必再引仰舶来。”
深谙商标哲学的广告艺术大师
任士刚除了是有名的实业家外，其对商标保护的注重和在商品广告的策划方面，也堪称大师。这从以下几件事中便可窥见一二。为保护商标不被仿冒，任士刚在注册了“鹅牌”商标后，又分别注册了有一只鹅、两只鹅和五只鹅的商标，并先后注册了“金鹅”、“银鹅”等一系列与鹅有关的商标名称，以及与“五和”厂名读音相似的“五禾”、“五荷”、“五鹅”等商标，其对商标保护意识之强烈，在当时的中国商人中是不多见的。而之后，以任士刚为核心的五和公司所策划的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广告宣传，也在国内开启了不少先河。比如在上海，他们用当时较为少见的水门汀（水泥）在南京路和成都路口草坪的池塘内浇筑了五只天鹅，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成为当时南京路上的一大景观。又比如在绍兴兰亭，他们以王羲之书写的“鹅池”名碑、墨华亭等景点为载体，在兰亭悬挂了“兰亭鹅池为东南第一胜景，鹅牌汗衫为东南第一佳品”等大型书法条幅，使各地来此的游客们在欣赏书法碑文的同时，还能看到“五和”长期认养的白鹅，由此打造出独属“鹅牌“的“活体”广告。再比如在杭州西湖，他们别出心裁的制作并投入了大量的“白鹅”游船，用这种“流动”广告加深游客们对“鹅牌”商标的印象。此外，任士刚还擅长平面广告的策划，经常在各地的报刊上采用与众不同的宣传手法，来扩大“鹅牌”的社会影响力。比如他们举办的画谜征答广告，要求读者根据图意作诗或短文，活动一推出，便收到了上千人的来稿，在评选出优胜入围作品的同时，他们还择优进行刊发，以此形成一环套一环、层层递进的广告效应，为不少后人所仿效。
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忠诚爱国者
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断渗透，特别是在各口岸城市，包括日、英、德等多国均在这里设有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大肆进行经济侵略，中国工人的工作强度之大、报酬之低，另人咋舌。狡猾的日本纱厂主甚至还想出了储蓄金的点子来进行压榨，即扣存工人百分之五的工资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而就是在这样的盘剥下，这些外国资本家们还妄图榨尽每个工人的血汗，超强度劳作、限制人身自由、鞭打泄愤等都是司空见惯，这在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里，我们就可以看得真切。那些爱国企业家们，一面顶住压力，努力发展实业，力求争得一席之地，一面明里暗里与外强抗衡，努力改善中国工人待遇。任士刚的工厂就是当时上海待遇比较好的工厂之一。1933年2月，任士刚与方液仙、蒉延芳等人投资十万，联合二百多家厂家，在上海南京东路大陆商场开设了中国国货公司，并出任董事，与爱国企业家们一起，机敏的周旋于国民政府的无能与外商一次次的无理挑衅之中，为倡用国货，发展民族工业竭尽全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任士刚于1932年“九一八”事件一周年时，曾在上海《申报》发表了《外感与外侮》一文。他在文中写道“鹅牌卫生衫可防止外感，吾人从人身的外感，便想到国家的外侮。国人应精诚团结，共御外侮”。日方抓住这句话，雇用并唆使日本浪人放火烧毁了五和针织厂主厂厂房，幸好当时已开设五和二厂才免予倒闭。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任士刚仍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艰难维持公司业务，积劳成疾。1939年身患高血压、心脏衰弱的任士刚半身偏瘫。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士刚又重燃希望，他身卧病榻，指挥五和重建厂房，但终因劳累过度，于1946年逝世于上海寓所。同年，任士刚魂归故里，安葬于浙江宁波慈城北门大庙山麓。1958年，因慈城建造水库，坟墓又迁葬于慈城黄夹岙公墓。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由于未能及时调整策略，五和针织厂连年亏损，最终陷入了困境。2004年年底，因不能到期偿还债务，五和针织二厂成为上海最后一批计划内破产企业，这也意味着，这家经历了八十年的老企业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虽然，厂已倒闭，但任士刚一手打造的“鹅牌”汗衫却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作为其故里的后人，他的智慧、他的气节也应为我们所记取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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