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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发源于四川 作者：王克明 在四川盆地西缘，巍峨的龙门山由广元一带逶迤南下，经青川、平武、北川、彭州，经都江堰市、崇州、大邑、邛崃，直抵雅安天全县，龙门山以西，则有岷山和夹金山。这些山脉成为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之间的交通障碍，但是发源于岷山的白水江由西向东穿过龙门山北端，形成一条通道；发源于岷山南麓的岷江经汶川县，在都江堰市切穿龙门山中段，形成一条交通走廊；发源于夹金山南麓的青衣江则穿过龙门山南段，形成一条孔道。这三条通道就是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的主要交通线，而四川盆地边缘的龙门山正是野生茶树的自然生长带。 在我国的史料中，关于茶文化发源地的文献很多，但在明代以前，包括茶圣陆羽的《茶经》都无人涉及过。在茶史研究中，常用于引证的最早的史料是被称为“汉代三书”的《凡将篇》、《方言》和《僮约》。 汉代著名词赋大家司马相如（西汉武帝时，前179～前117年，成都人）在所著启蒙读物《凡将篇》载有：“芩草、芍药、桂、漏芦，蜚廉、藿菌、□、荈诧”，这“荈诧”正是茶的别称。这里将“荈诧”列入药物类进入儿童启蒙教材，说明茶在当时是以药用价值为人们所知所用的，而“荈诧”的读音并非来自中原的汉语，而是蜀地方言。 杨雄（西汉末年，前56～11年，成都郫县人）在《方言》说：“蜀西南人谓荼曰蔎”，“荼”正是“茶”的古字，说明早在汉代，茶就是流传于蜀西南人中的名物。 王褒，字子渊，（前87～49年），蜀郡资中(今资阳)人，汉宣帝时为谏议大夫。王褒在神爵三年（前67）来到当时的“湔”地[汉志：绵虒县玉垒山，湔水所出。都江堰称湔堰。汉时，属郫、绵虒、江原三县地。蜀汉，置都安县，属汶山郡]，也即今天的都江堰市，就在这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僮约》。文中写到：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止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一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提大杖上夫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只约守冢，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邪？”惠曰：“奴大杵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之。奴复曰：“欲使便了，皆当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于是王褒用近千字列出僮工应做工作和对其言行的约束，其中“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和“牵犬贩鹅，武阳买茶”两处与茶相关。而武阳正是现今四川彭山武阳一带，正是当时都江堰外江顺流而下，再折向成都市的一个山货药材交易中心。《僮约》已成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僮约》的记载说明这个时期已经有了茶叶贸易，这是最早记载茶叶贸易的史料。 汉代以来，西晋诗人孙楚（约218～293）的《出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佐证，其中有：“姜、桂、荼荈出巴蜀”句；而东晋（317～420）常璩（今崇州人）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武王既克殷（前1046年），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三国时魏国（220～265）张揖所著的《广雅》一书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反映出巴蜀地区特殊的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 当代著名茶史专家朱自振先生在《茶史初探》一书中说：我们以有关史实证明了《茶经》中茶之名：荼、槚、蔎、茗、荈等字，源于巴蜀上古茶的双音节方言。其实，实际不只上面几个名字，可以说我国历史上所有的茶和茶义的名与字，无不都出自巴蜀方言。这一点，除巴蜀再没有别的省可以举出我国史籍中的茶名茶字，是出自他们的方言了。清代初年，顾炎武（1613～1682年）在《日知录》中，明确提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秦人取蜀，时在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把顾炎武这段话的意思说明确些，就是中原地区的茗饮之事，是始于战国中期，是由“蜀”地传到中原的。其结论是，茶名茶字出巴蜀，四川地区是我国和全世界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 好茶离不开好水，都江堰市还是最好的饮用水产地。明代朱元章之十七子朱权(1378--1448)，由于厌恶皇权争斗，于南昌郊外构筑精庐，寄情于戏曲、游娱、著述、释道，多与文人学士往来，自号臞仙，又号大明奇士，涵虚子、丹丘先生。朱权晚年信奉道教，耽乐清虚，悉心茶道，将饮茶经验和体会写成了一卷对中国茶文化颇具贡献的《茶谱》（约1440年著）。其中品水一节写到：“臞仙曰：青城山老人村杞泉水第一”。他将青城山老人村泉水列为全国之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