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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录片市场正在勃兴，时至今日，中国纪录片走过了曲曲折折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宣教期，80年代之前处于政治效应状态，80年代处于文化效应状态；在90年代的纪实期，社会效应在起作用；直到新世纪以来的市场转型期，市场效应才逐渐显现出来。在市场效应中，纪录片首先要解决：怎样生产出有市场的纪录片。这个问题迫使中国纪录片发生了变化转型，逐渐呈现出一定的倾向性。
题材变化：类型化与显化
进入新世纪，中国纪录片开始实行市场转型背景下的题材变化。进入市场语境的中国纪录片在题材选取上主要集中于四类：历史人文与战争、自然地理与科学、社会现象与事件、认为策划与组合。
而纪录片产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题材，探索出经得住市场考验、最具市场卖点与潜力的题材领域，然后将它们发展成一种类型。类型化意味着规模化、标准化，是市场成熟的重要手段和标志；而纪录片的类型化从题材类型化而始。经过几年来的摸索，中国纪录片题材的历史人文与战争类已经基本成型，社会现象与事件类正在跟进，自然地理与科学类也开始起步；而人为的策划与组合在前三类中都可以运用，已经显示出其激活题材生命力的巧妙效用。中国纪录片类型化已经得到确立。
而不论属于以上哪种类型，市场都要求中国纪录片题材必须日以显化，表现出两条选取标准：大题材与大叙事。大题材指题材本身的影响力、冲击力和知名度；大叙事指题材所蕴含的危机、悬念、趣味和故事的精彩度。而大人物、大事件、大场面、大时空、大转折、大冲突、大胜负、大变化、大惊奇、大秘密等等则是具体体现。题材的先天影响力优势，及后天的叙事可塑性，归结为题材的显化策略，是中国纪录片题材变化的明显标志。
主题变化：非意识形态化与隐化
题材是显性的，主题是隐性的。现代受众是浮躁的，因此纪录片的题材必须具有冲击力、影响力，在一开始就抓住受众的注意力，走显化策略；现代受众是自主的，因此纪录片的主题要内敛、深藏，让受众自己去判断并得出结论，走隐化策略。
新世纪以来，市场检验的结论是，纪录片的必视性价值在于纪录片的认知功能，即记录了某段历史，揭示了某种自然地理、科学或社会现象，体验了某种生存状态与困境，从而拓展受众对历史、社会及处身的这个世界，对人类及自我的更深一层的认知。而这一认知价值的核心是信息，而不是观点，不是思想。因此，以观点和思想来体现的纪录片主题在市场语境中开始被淡化，被隐化。
首先是将主题从意识形态漩涡中解放出来，更多的进入人性、社会、自然、历史等领域。即使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作的纪录片作品中，人性展现、历史还原、故事讲述等因素也完全盖过了政治意图。
其次是对主题进行淡化与隐化处理。首先，不明确强调主题，而是将它隐藏入背景，让它在叙事中自动生成，或暗示出来。其次，放低主题的位置，放轻主题的分量，以故事讲述与信息传递为核心来构建全片，形成价值。
事实上，在最新出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纪录片产品中，多数已经完成这种观念与本体操作的转型。这是市场的要求，也是受众的选择，是对受众主体独立性的尊重。
叙事变化：兴奋点与信息量控制
题材变化的大叙事选取原则为叙事留下充足的可塑性，即题材本身包含的危机、悬念和故事可能性。形态变化则为叙事提供容量和空间，以栏目模式进行叙事类型化，以解说为叙事与信息载体，以口述体例进行情节与细节描述，以真实再现画面进行过往的叙事等等。然后，才以纪录片产品的叙事的变化整合各种形态手段，去挖掘题材的可塑性。新世纪市场语境下的中国纪录片产品，致力于以下三种叙事变化进行组合使用：故事中的危机与悬念控制；叙述过程中的节奏控制；高密度的信息量控制。
有了一个好的故事载体后，首先是要进行危机与悬念控制，基本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模式。一是危机模式：危机的酝酿－危机的产生－危机的延展－危机的加重－危机的激化－危机的解决。二是解密模式：一点一点的揭开事件与历史内幕，引导观众逐渐去了解真相。三是悬疑模式：设置一个个疑点和问题，一环套一环的往下解。四是猜想模式：有针对性的作出某种猜想－寻找证据－反对这种猜想的论点－寻找证据－结论。
其次是节奏控制，即在叙事中安插兴奋点的数量、位置和间距。如把每一个危机、内幕、悬念、猜想和每一段细节讲述看作是一个兴奋点。《探索发现》要求每集纪录片必须要有五个以上这样的兴奋点，以确保叙事的节奏张力；北京电视台的《记录》栏目则将情感点、幽默点和思想点也归入兴奋点，妖气每期作品在50分钟的时长内不低于七个兴奋点；中央电视台《记事》栏目要求30分钟的节目至少不低于8个兴奋点；湖北电视台要求15分钟的纪录片兴奋点不低于5个。
最后是信息量控制，以保证纪录片产品传递足够饱满的信息与知识，包括科学信息、自然信息及历史、社会人文信息，用他们来不断刺激受众的脑神经，以维持他们的收视欲望。
而无论是对兴奋点，还是对信息量的控制，以及对他们进行组合控制，目的都在于通过叙事对受众进行注意力控制，即以周期性的刺激，形成并维持受众的收视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