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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馆实行义务教育，书墨文具全部供给，塾师的薪金食宿皆由白永贞提供。他每年都用大车去辽阳城购书、墨、笔、纸等。至今还有不少人记得：“当年只要上学，就有书读、有纸用、有笔写字……”有学生家长不想让孩子读书了，白永贞总是送去粮食，劝家长让孩子复学，讲明“读书不全为功名利禄，耕田学艺都应知书达理”等道理。因此，白永贞故乡马峰泡村曾一度书声琅琅，墨香缭绕。 上世纪初，白永贞在辽阳城里兴办劝学所，聘请数名学识渊博的先生，分班分级授课，比私塾馆进了一步。此后，他在奉天文学专科学校及萃生书院就职任教，并在大帅府为张学良将军讲授古典文学。白永贞大半生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造就出数百名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才，其中有名见经传的两位共产党员（张学思、徐寿轩）、两位爱国志士（张学良将军、白毓麟烈士）。 大帅府建成后，白永贞被张作霖延聘为帅府专馆教师。许多年后，张学良在他的一份“自述”中对他的老师白永贞有这样一番评价：“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一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颜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做人他时加劝诱指导。 1928年9月的一天晚上，张学良在百忙之中为白永贞摆下两桌酒席，请来了老先生的诸多好友，一道为白永贞贺寿。席间，白永贞对张学良说：“汉卿，蒙你看重你我的师生之情，我并不在意这些礼仪馈赠的事情，只愿你能够爱国爱民，安定一方。 ”张学良也十分动情地回答老师：“先生放心，爱国爱民是我为政之本，学生终生不渝；尊师重道是我为人之本，学生也终生不渝。”师生一席话令在场人们为之感动。随后，深明大义的白永贞又向张学良道出一片肺腑之言，他说：“东北军易帜，已时不我待。日本人对东三省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近百年外族入侵，屡生战乱，陷百姓于水火之中，国力不强，将再遭战乱之灾，甚至亡国……”说着说着，老先生声泪俱下，劝张学良以大局为重，勿计个人得失，力促东北易帜。 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白永贞为他的学生感到欣慰。 主政东北后的张学良将军特别喜欢辽砚，一天，张学良把时任奉天通志馆馆长的白永贞请到他在大帅府的书房，让这位昔日的恩师来鉴赏他征集到的几方辽砚精品。两个人一边品茶一边把玩欣赏砚台，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不觉文思泉涌，只听张学良信口吟哦了一句：“关东山里奇宝开，”白永贞本是文人，极擅诗文，见张学良兴致勃勃，便不假思索地接了两句：“蓝天红霞凝石材，能工巧匠雕辽砚，”张学良略加思索，“珍品独秀四宝斋”的收句脱口而出。一首赞美辽砚的七言绝句在两位名人的谈笑间倏忽而成，一时传为佳话。 张学良离开东北时，特地把一方辽砚赠送给他的老师作为纪念。白永贞也就是用这方辽砚研出的墨汁写出了《铁刹山志》。 白永贞在老家有一处知府宅院，但他一生中在此仅生活几年。应张作霖之聘去沈阳任教后，他在沈阳小西关租一个几间房子的小院，一住二十余年。当时，张作霖给幕僚们修建官邸，也送给白永贞一处，但他执意不住，说：“值此乱世，有茅屋避风雨，我愿足矣！” 后来，张学良在家塾就读，散馆后每个星期都来白住处求教，但汽车进不了胡同。张学良见老师如此寒酸，便在故宫附近置一院落，筑二层小楼，赠予老师，每每催其迁居，但都被白永贞婉言谢绝了。他的亲戚曾经搬进小楼住两天，白永贞知道了，严词训斥，要他们“安贫乐苦，勿贪图奢华……”就这样，白永贞长时间雇黄包车往返奔波于大帅府、公署衙门、通志馆和小西关之间。那座小楼，直到张学良“易帜”入关后，才派了其他用场。“九一八”不抵抗，使张学良遗恨千古！他曾对白永贞信誓旦旦地说：“我与日寇不共戴天，国恨家仇系于一身，将不惜牺牲一切，誓死驱逐日寇于国门之外……”白永贞告诫随张学良从军退进关内的二儿子说：“不驱除日寇，无需见东北父老……”儿子寄回家书表示：“战阵无勇非孝也，宁肯马革裹尸亦不遭亡国之恨，即战死，于国于家无遗憾焉……”白永贞见信，颇感欣慰，他说：“生儿如斯，至欣至慰也。 ”1933年3月，白永贞爱子在抗日战场上阵亡；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被XXX幽禁，白永贞无限悲愤。 白永贞在家乡曾经收藏着两乘蓝顶轿子和两支黄绫大伞（旧时称万民伞），伞的周围钉满彩色绸缎条子，上写有“爱民如子”、“清正廉明”、“正大光明”等等。轿子和万民伞是白永贞任海龙知府时，老百姓赠给他的。可惜，这两件物品在安葬白永贞时都焚于墓前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在硝烟未散的19日夜晚，关东军将住在城内的白永贞“请”去。袁金铠、于芷山等人也被日本人叫去。次日，日本人贴出成立奉天地方治安维持会的布告，会长是日本关东军的本庄繁，被请去的几个中国人是副会长，包括白永贞。白永贞从日本人那里回来便闭门谢客。袁金铠几次催其就职并劝他说：“你如此下去，日本人不会罢休。 ”白永贞说：“洁老（袁金铠字洁珊），我与你私谊虽厚，但人各有志，国土沦陷，我痛不欲生，何惜一死？ ”见此情景，袁金铠只好说：“佩翁，我知道，士不可夺其志，你能不能继修《奉天通志》，以应付日方？ ”白永贞思忖再三说：“此虽下策，我可以一试！ ”此后两年中，白永贞便继续编修《奉天通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在硝烟未散的19日夜晚，关东军将住在城内的白永贞“请”去。袁金铠、于芷山等人也被日本人叫去。次日，日本人贴出成立奉天地方治安维持会的布告，会长是日本关东军的本庄繁，被请去的几个中国人是副会长，包括白永贞。白永贞从日本人那里回来便闭门谢客。袁金铠几次催其就职并劝他说：“你如此下去，日本人不会罢休。 ”白永贞说：“洁老（袁金铠字洁珊），我与你私谊虽厚，但人各有志，国土沦陷，我痛不欲生，何惜一死？ ”见此情景，袁金铠只好说：“佩翁，我知道，士不可夺其志，你能不能继修《奉天通志》，以应付日方？ ”白永贞思忖再三说：“此虽下策，我可以一试！ ”此后两年中，白永贞便继续编修《奉天通志》。 溥仪在做伪满洲国皇帝之前，拟设所谓的八大部，指使一心复辟帝制的郑孝胥去各处网罗人才。郑孝胥和白永贞有同科之谊，但白永贞还是让他吃了闭门羹。一次，郑孝胥约后来当了伪满洲国大臣的袁金铠、孙其昌、于芷山等同访，把白永贞堵在家里。郑孝胥劝白永贞出任“文教大臣”。白永贞说：“时光流逝，历史难再，民国巳近20年，复辟帝制难得人心，我虽愚钝，审时度势，此官难为，恕不从命……”此时，于芷山以同乡之谊出面圆场。白永贞冷冷地回敬说：“你为官，我修史，道不同不与谋，祝君官运亨通，多多珍重，勿失卿卿性命！ ”于芷山羞恼而去，此后，无颜再登白永贞的家门。 为免再被骚扰，年近七旬的白永贞离家出走，去本溪铁刹山与浮云为伴。在暮鼓晨钟中，隐居深山著《九顶铁刹山志》，直到1937年他回到沈阳道德会。此时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读书写字，老先生空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洁身自好而已！《九顶铁刹山志》1937年12月成书，共10卷，12万言，是东北最早的山川志之一。该书的出版发行，不仅弘扬了道教龙门派的道统，为九顶铁刹山道教文化的传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在于它正本清源，使九顶铁刹山成为名符其实的东北道教的本山。白永贞为一代名士，又担任过要职，由名家为名山纂修志书，使九顶铁刹山声名远播，位列辽宁四大名山之一，堪称是对关东文化的一大贡献。《九顶铁刹山志》最为精彩处，是辽海名家白永贞、李维桢、王紫佐、庆升等人的咏赞诗篇。“辽东半壁万峰连，长白高欲插青天，奔赴南下四百里，山川如龙走蜿蜒，突尔腾空一昂首，九顶陡绝矗云端”等句，读来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在歌颂铁刹山的一首《七律》上写道：“天然形胜擅辽东，九顶巍峨矗碧空。瑞气夕瞻金母岭，祥光朝射玉皇宫。山前河水萦衣带，洞外天桥落彩虹。信是乾坤钟毓厚，寻仙何事问衡嵩。 ”写出了九顶铁刹山的非凡气象，并将铁刹山与南岳衡山、中岳嵩山相比，无疑提高了铁刹山的知名度。 1944年2月中旬的一天，白永贞把印章、记事簿等物品装进箱子，贴上封条并嘱咐家人说：“吾将走矣！死后送吾回故里，停放于宗祠，吾不甘葬于污垢之地，待国土收复后，大祭大奠。此可谓：待到驱除日寇时，‘家祭勿忘告乃翁’。” 2月22日，77岁的白永贞满含悲愤与遗恨，凄凉地离开人世。 悠悠岁月，斗转星移，白永贞的学识与美德，值得后人铭记与追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