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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康网讯 多松年(1905-1927)原名多寿。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归绥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入土默特高等小学读书，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思想追求进步，先后参加过归绥学生砸日资电灯公司的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 多松年1905年4月出生于归绥县麻花板村(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麻花板村)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又名多寿，蒙名乌力吉图。他的父亲叫蒙克，生有二子一女，多松年是长子。1918年，多松年进入归绥旧城石王庙小学读书，后转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就学。1923年5月，在归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盛记洋行”的爱国运动中，多松年都活跃在斗争第一线，成为骨干。1923年秋天，多松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同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蒙藏学校团支部第一任书记，在此之后，参加了“二七”大罢工纪念、五卅反帝大示威、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1924年秋天，多松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蒙藏学校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25年春，多松年与乌兰夫、奎璧创办了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925年9月，多松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担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1927年4月，作为热、察、绥的唯一代表，赴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8月，多松年被捕，敌人从他口中丝毫没有得到共产党组织的秘密，用5根长达一尺的大钉子，将他活活钉死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大境门的城墙上，年仅22岁。 创办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1925年春天的一天，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找多松年谈话:“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任务，李大钊同志指示，让你们办一份小报，向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真理，你考虑行不行?”多松年不假思索地回答:“完全可以。” 多松年回到蒙藏学校，正好碰上同学乌兰夫，乌兰夫把邓中夏同志刚才与他谈的这个问题也告诉了多松年。多松年与乌兰夫商量后，第二天，他们找到奎璧，向他讲了组织的意思和他俩的想法，奎璧表示赞同并愿意参加。接着，3个年轻人在宿舍里研究了小报的宗旨、内容、稿件来源、刻印、散发的具体事宜。多松年说:“就叫《蒙古农民》怎样?”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容易为广大蒙古族群众接受。刊名确定后，就分头去做首期的各项具体工作，多松年专门到蒙古族聚集的察哈尔、绥远做社会调查。 火车在群山间奔驰着。到达张家口市，多松年下了火车，便去京绥铁路工会张家口分会、造币厂、电灯厂，以及一些中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以后，他又越过万泉山，来到了察哈尔农村牧区，找到当地的农民联庄会，进行调查工作。他每天都要跑几十里路，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白天找农牧民聊天，晚上在油灯下整理笔记。 有一天，多松年来到一个蒙古族村落，眼前一片凄凉景象，几座东倒西歪、围着破毛毡的蒙古包，牛羊圈里也看不到牲畜。他走到一所低矮的土房边停了下来，院里静悄悄的，便上前敲门。好大一阵，一位衣衫破烂的老人掀开草帘子走出来，上下打量多松年一阵后，才把他让进屋。屋内四壁萧然，一家老小衣不蔽体，正围着破羊皮在炕头上取暖。 眼前的情景，让多松年感到心酸，又仿佛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他用蒙语向全家人问候请安后，便坐到炕上和他们亲切地攀谈起来。女主人一听多松年是蒙古人，看上去也不是坏人，开始诉说家里连年被抢的苦生活。多松年听完诉说后，从自己的伙食费里取出一部分钱，交给女主人:“这钱不多，你买点粮食吧。”接着多松年又给这家人讲了一番穷苦人团结闹革命的道理。 结束了察哈尔地区的调查后，多松年又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顾不上回村里侍候双亲和年幼的女儿以及思念他的妻子，他走工厂，访学校，进农村，获得了大量生动的材料，加快了创办《蒙古农民》的步伐。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第一期编印出来了。《蒙古农民》设置了很多栏目，有“政论”、“诉苦”、“醒人录”、“好主意”、“蒙古曲”。“蒙古曲”中有这样一首诗:“张(作霖)才去，吴(佩孚)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作霖)才来，吴(佩孚)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蒙古曲中还有一首诗，用生动鲜明的语言指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三个坏命运”: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天光光，地光光，列强压迫哭断肠! 当李大钊看到首期印发的《蒙古农民》后，十分惊奇:“你们搞得不错，这几篇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很有战斗力，就这样办下去。”与此同时，党组织还把《蒙古农民》确定为蒙藏学校党组织的内部刊物。之后，《蒙古农民》随《向导》、《新青年》和《工人之路》等革命刊物，一同散发到了热河、察哈尔和绥远，在蒙古族群众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受到了广泛欢迎。 参加党的“五大” 多松年、乌兰夫等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蒙古农民》刊物时，中共北方区委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希望，于1925年秋，派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他们不得不停下只创办了四期的《蒙古农民》。 在异国他乡，多松年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俄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突破了语言关，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课余时间，他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还听过斯大林的讲演，也受到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的接见，更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 时间匆匆而过，多松年的突出表现再一次引起党组织的注意，1926年秋，党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多松年听从党的召唤，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回到了祖国。中共北方区委立即委派他担任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专门负责领导察哈尔地区的革命斗争。 那个时候，由于军阀统治和连年混战，这一地区的民众生活苦不堪言，革命烈火一触即发，急需党的坚强领导。多松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塞外重镇张家口，住在张家口桥西小河沿的一间小房里，组织指导那里的革命斗争。 他有时身穿工人服，有时穿长袍，有时一身农民打扮，奔波在农村、牧区，活跃在工厂、学校，宣传革命理论，建立革命组织，使察绥革命斗争呈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在他和工委的领导下，察哈尔地区很快建立了82个村农会、4个区农会和1个县农会，发展农协会会员近千人。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代表会议在武汉召开，多松年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地区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召开的，多松年心急如焚，与其他代表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高了对开展武装斗争的认识。会议期间，多松年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党的著名领导人和革命活动家。《革命烈士传》主编温济泽说:“我对多松年烈士印象挺深，因为‘五大’代表中，他年龄最小。他很有见地，我看过发言记录，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议，他在小组讨论会上表示赞成。” 会议结束后，多松年返回北京，许多同志劝他不要回张家口了，留在北京避一下风头，但他对那个地方的革命工作放心不下，执意返回了张家口。这个时候，张家口的警察局正到处悬赏捉拿“大共产党多松年”，多松年很快布置完工作，把一些同志隐蔽好后，化装回到了离开多年的家乡麻花板村。 多松年在家只待了一会儿，就立即到归绥找到当地的党组织，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五大”的会议精神。这个时候，归绥的特务已发现了多松年，开始跟踪，他不得不经常更换地方住宿。此后，多松年又到包头以及大青山后的农村牧区，完成了“五大”精神的传达任务。在传达“五大”精神时，好多同志提醒他，暂时不要回张家口了，就在老家避避，多松年不放心张家口的工作和同志们，执意要回去。 烈士精神永传后人 多松年烈士的故居位于呼和浩特市麻花板村，是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中，这个不大的院落被保留了下来。烈士故居有正房五间，东房三间，南房两间，多松年以及父母使用过的物品依然保存完好，有20余件实物、80余件图片，正屋里还留着一些已经掉漆的家具，以及两盘土炕等原物。每年都有许多人前来烈士故居，缅怀这位壮烈牺牲的年轻英雄。 二十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每年清明节都要悼念多松年。1990年，张家口市各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多种形式举行了纪念活动，大境门小学成立了以多松年名字命名的少先队中队，2005年8月，在张家口大境门城楼上举行了多松年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呼和浩特市麻花板小学、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原北京蒙藏学校)张家口大境门小学的师生，还开展了手拉手学英雄活动。 在武汉“五大”会址纪念馆，还陈列着多松年生前用过的怀表、皮箱、饭碗、箫，这些陈列物都是赛希赠送给纪念馆的。怀表和皮箱是多松年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用过的，出席“五大”后，他回归绥，将这块怀表交给了妻子。多松年牺牲后，这块怀表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被家人保留至今。在出席“五大”返回张家口时，会议文件就装在箱内。箫是多松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念书时用过的，是他课余时间的伙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