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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康网 距今8000年前，奈曼旗南部山区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而且可能从古至今从未间断。 奈曼这个地方曾经是商族、山戎、东胡、鲜卑、乌桓、契丹等民族游牧之地，但并不是长驻。所以，直到契丹建国后，奈曼地区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驻牧土著牧民，而且基本上驻牧于奈曼中北部教来河、老哈河流域的平原区和沙区。 自龙化州始，辽太祖阿保机“依唐州县置城”，辽朝在地方上开始了大规模州县制推行，从此，西辽河流域的北方草原再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的牧场，星罗棋布的大小城镇散布于草原之上，改变着草原固有的面貌，人口剧增。草原城镇化构成了10——11世纪松漠草原地区极具特色的历史内容和最具活力的人文景观。 辽朝城镇化的推行，是以“以汉制待汉人”的统治方针为宗旨和内容的，从《辽史·地理志》看，耶律阿保机把大量的战争所俘比较集中地迁移到三个地区：大部分迁至潢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和土河（今老哈河）下游，一部分迁至辽河中下游，少部分迁至土河中上游和大、小凌河流域。根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最早设置的州是龙化州，唐天复二年（902年）秋九月，阿保机“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随后，头下州和普通州县在土河下游一带迅速建立起来，这时的州县都是以唐天复二年“虏获河东代北生口（指奴隶）九万五千”为基本民户建立起来的。平定渤海国后，把大量的渤海人迁入契丹腹地同汉人杂居建立州县或设置居民点。公元903年，北攻女直，俘获300户人口，全部安置在龙化州城内。 自建立城池开始，这些曾经的北方游牧民族从此由游牧转向了驻牧，而且阿保机从各地俘获其他民族的人口迁到这里进行统治，又扩大了自古就有的农耕经济范围和规模。从中我们大体可以获知，奈曼的土著游牧民族源于东胡遗民，在辽代前后时期留下了鲜卑、乌桓、契丹、女直（女真）、室韦等游牧民族在这里从事农耕和放牧，产生了农牧结合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这些人也逐渐演变成为奈曼地区最初的土著牧民。也正是这一时期，自上古红山到战国秦汉就一直生活在奈曼南部山区牤牛河流域的古老遗民在契丹的“以汉制待汉人”政策下得以保留下来，在总体上被同化的同时，一并保留了其区域的文化特色。辽代时，在这里定居的人数不下10——12万人。 女真原为辽朝臣属，天庆四年（1114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建国大金，并于1125年灭辽朝。奈曼这块原属契丹之地及中原地区归金人统治。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攻入金北境；1217——1219年命木华黎继续攻金，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南北夹击之下灭亡，奈曼这里又转由蒙古人统治。 金灭辽后，契丹人分作几部分先后消失。由于当时中国东北方草原上的几个主要游牧民族中，契丹在最靠南的一边与相邻且同出于鲜卑族源的室韦（后为蒙古）关系比较亲密。室韦在中间地段，迫于南面的宗主契丹和东北女真两方面的压力和利益关系，一边与宗主契丹关系亲密，另一边与日渐强大的东北方近邻女真也保持了较亲密的关系。而女真（后来的金）由于受宗主契丹的严重盘剥和歧视（据历史记载，当时契丹贵族每年向女真索要大量和海东青鹰和女人），与契丹有着深刻的仇恨，但与自己南边的邻居，同被宗主统治与盘剥的室韦则结成同伴关系。当金联合室韦战胜契丹时，一部分抵抗的契丹人被仇恨的女真人屠杀；一部分由耶律大石带领逃往大西北建立了“西辽”，最后被蒙古帝国征服消失；重要的是还有一部分契丹的平民（包括本来的普通契丹人，也包括已经被契丹严重同化的掠夺来的“南人”），在金（女真）掩杀过来时，由于语言、服饰和生活习惯基本相同，他们或称自己是蒙古人亦或是忙兀、兀鲁兀人，被认为是与女真友好的“良民”保留下来，该放牧的放牧，该耕田的耕田，该出兵时当兵，过上了普通蒙古人（一般蒙古人）的生活，一直没有离开奈曼这一带生活的地方，而后来统统同化为蒙古人。这部分人中，很可能保留了自上古红山文化时期一直生活在这里的遗民，比如一直生活在牤牛河流域，亦耕、亦牧、亦兵的“忙兀”、“兀鲁兀”人。 蒙古族与契丹同源于鲜卑后裔室韦，在唐朝时已有记载，称为“蒙兀室韦”。辽、金时期的蒙古部居地在斡难河中上游和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一带，他们是唐代蒙兀室韦的后裔。史学家把蒙古部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尼伦蒙古，一类称为迭儿列勤蒙古。尼伦蒙古出自成吉思汗十世祖母阿阑豁阿之腰，阿阑豁阿之子孛端察儿的子孙繁衍为众多的氏族和部落，组成孛儿只斤部，后来，孛儿只斤部中的乞颜部和泰赤兀部逐渐发展成为两个强大的部落，属于尼伦蒙古的还有合答斤、撒赤兀、扎答阑、忙兀、主儿乞等部；迭儿列勤蒙古是指“一般蒙古人”，主要包括捏古思、弘吉剌、兀良哈、亦乞列思和雪尼特等部。迭儿列勤蒙古和尼伦蒙古，被统称为“合木黑蒙古”（全体蒙古）。除此之外，全体蒙古部附近还有很多达怛诸部，如札剌亦儿、塔塔儿、篾儿乞、外剌、八儿忽等部，他们都是“原蒙古人”。 金时到元初，奈曼旗这里为札剌亦儿、兀鲁兀、弘吉剌、忙兀、亦乞列思五部所在地，他们游牧于教来河和牤牛河流域。金、元时期，在奈曼这块地方，仍以“蒙古人”为主体，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原蒙古人”的血统。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建立大蒙古帝国，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成吉思汗分封木华黎游牧于牤牛河、赤峰一带，统领包括札剌亦儿、兀鲁兀、忙兀、弘吉剌、亦乞列思等蒙古五部族在内的左翼万户，这些人大部分属原蒙古人。在这五部中，兀鲁兀、忙兀应是奈曼南部地区土著人，他们中间夹杂着当时由契丹直接转称过来的“蒙古人”，他们“占有从懿州至老哈河间的大宁与广宁府两路的北部，亦即今大凌河中游以北地区”，在奈曼地区极有可能留有后人。这一时期，由于长期连年拉锯式的战争，以及女真、蒙古统治者游击和游牧文化的洗礼，大量的耕地荒芜或沙化或还原为草原，大量的平民被征调，或充军或随军或沦为农奴，奈曼这一区域内人口锐减，从目前考古发现和有关资料查证，这一时期奈曼区域内住民应该不足2万人。 至“北元”时期，巴图蒙克达延汗再度统一漠南蒙古诸部，乃蛮（奈曼名称之源）被编入达延汗本宗所属察哈尔万户（后称国）为其八鄂托克之一的奈曼鄂托克之内，可能其中成员主要来自原乃蛮部属民，亦或是为纪念曾经作战勇敢的乃蛮人，此部自成吉思汗时一直称“乃蛮”或“乃曼”。十六世纪中叶（约1550年以后），由于受右翼三万户势力的威胁以及自身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习性，察哈尔万户在达赉逊库登汗（达延汗嫡孙）的带领下，便向辽东迁徙，东迁后察哈尔万户各鄂托克的驻牧地，分别有克什克腾、浩齐特、敖汉、奈曼、苏尼特、乌珠穆沁、乌齐叶特等地。乃蛮部随察哈尔万户来到了今天“奈曼旗地”，成为这里的宗主。这时，各部的领地基本就固定下来了，今天奈曼旗界域的轮廓基本形成，游牧民族常用族部名作地域名，所以称这里为“奈曼（也作乃曼）”。 明和北元时期，奈曼这块地方基本上确立了以察哈尔蒙古族为宗主的奈曼住民，当时应该有万余“奈曼人”来到这里，加上本地原来居住的一般蒙古人（约2万人左右），住民数量约超过3万之多。此后，在明、清时期，这里的原住民仍以察哈尔蒙古族为主。在清代，又融入了部分后金（女真）人，但为数不多。这主要是由于清朝一贯奉行的“满蒙一家”理藩政策，此地一直交给蒙古族自己管理，也因此奈曼旗清代王府实际是蒙古王府。 清朝前期与中期，清廷实行“借地养民”和“移民实边”政策，使得奈曼地区涌入大量内地汉族农民，奈曼曾经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土著人受到了再一次的汉化和融合。 在蒙东地区，放垦从清初至清末一直是清朝统治者关注的问题，最早是鼓励政策，康熙三十八年（1696年）冬，清廷遣官赴敖汉、奈曼、阿鲁科尔沁、扎鲁特等部，教以耕种，并发谕旨：“敖汉及奈曼诸部土田甚嘉，有谷可种，如种多获，则兴安左右无地可种之人就近贸余，无须入关矣……”然而，游牧惯了的蒙古人不习耕种，只能租给汉人。敖汉北部老哈河两岸最先开垦，部分汉人趁此涌入。到了乾隆时期，虽有所禁止，但坐地就能租的蒙古上层人物还是不断的召租汉人开垦，到了嘉庆、道光、光绪时，便大规模的放垦，当然这与沙俄南侵也有关系，即“移民突边”之策。 顺治、康熙和雍正年间，灾荒、河患不断。为了解决灾民问题，清廷一面设立粥厂，一面下令内地乏食民人，可前往口外可耕蒙地开垦地谋生。这样，又有大批灾民涌入蒙古族地区。自顺治朝始，内地农民多由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等边外关口“闯关”谋生。虽然清朝也曾提出“酌开边门”，让内地农民出边耕种，但是大多数农民是冒险出关的。奈曼地区农民大部分从喜峰口和古北口来自山东、河北、山西，也有少部分山西人随山东、河北人至此。 十七世纪末，出边农民逐渐在热河（奈曼当属热河）、喀喇沁、察哈尔等长城沿边的一些地区形成农业点。这些地区以山东农民聚集最多。据康熙五十一年（1712）估算，“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清圣祖实录》卷二五O）。其中除了进入东北盛京、吉林等地以外，在内蒙古东部，大部分都率先进入热河、喀喇沁、土默特（指当时的东土默特）地区，其中，进入奈曼地区约有不到万人。 借地养民令推行以后，再一次垦民增加，垦区逐渐北移。东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尔喀等旗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垦荒农业”。由此可以看出，顺、康、雍期间内地汉族农民的流入，使汉族人口在这些地区得到一定的发展。康熙中期以后，出关农民又有明显增加，尤其是出现了举家迁徙或娶蒙古妇女为妻，以通婚来达到长期定居的内地农民。雍正朝借地养民令后，更多的内地农民向北流徙，与蒙古游牧民族频繁接触，在“各札萨克地方贸易种地，娶蒙古妇人，生育子嗣”。“清朝中期，奈曼人口达到37500人”（《奈曼旗志》1998年） 雍正朝颁行借地养民令后，垦民骤增，村落棋布。以垦民聚集较多的塔子沟为例：在塔子沟划分的七片中，仅塔子沟最北境在奈曼旗就有村庄15个，上述各村庄最初归奈曼旗所管（《塔子沟纪略》卷二）。自乾隆朝中叶以后，再次出现了流民出边涌入蒙地的移民高潮，出边的人数超过前朝，“至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计”（《清仁宗实录》卷一六四）。 到了清末，从蒙古地区的人口统计中可以得知，由于种种限制，清末汉族移民增加不快。19世纪初，内蒙古地区的总人口为215万，其中蒙古族为103万，汉族100万，其他民族12万。根据1912年所颁布的宣统年间民政部的调查数目，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87万，汉族人口约为155万。100年间，汉族人口增加了55万，平均每年增加55000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