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穿上了军装

　　我不曾当过兵，却有幸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穿着佩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臂章的解放军军装。这套军装是怎么来的？几十年来，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情都无比激动。

　　1949年5月3日，杭州和杭县同日解放。时年十七虚岁的我，失学在家待业。经引荐，我在杭县参加了革命，被分配在县政府财粮科的供给股工作。当时，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困难。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除少数保留薪金制待遇外，其他人员实行供给制。我是新参加工作的，自然也是享受供给制待遇的。

　　供给制，是革命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一种低标准的生活配给制度。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不发薪水，只管吃穿。当时供给的具体标准是：每人每月可以领到相当于一斤猪肉加四两黄烟价值的零花钱，女同志还可以领到相当于一刀草纸价值的卫生费补贴。吃饭是不需要花钱的。全县除少数几位同志可以享受吃中灶待遇外，其余同志一律吃大灶，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大米（含菜金）。另外，每人每年夏季可以领到单装一套、衬衫一件，冬季领棉衣一套、棉花两斤、布鞋一双。按照这样的供给标准生活，日子自然过得比较清苦。

　　我因参加工作时已过了夏装的领发期，没能领到当季的夏装，看到南下的老同志都穿上了新发的黄军装，个个英姿焕发，非常羡慕。同志们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一天，供给股长王合民终于为我搞来了一套新军装。我二话不说就美滋滋地穿上了身。军帽大小倒是刚刚好，但因我个子矮小，军服的袖子和裤脚都长了一大截，穿在身上活像戏文里的小丑，惹得同志们哈哈大笑。这时，同科工作的郑桂文大姐走了过来，在我身上比划了一番后，就让我把衣服脱下来，她拿走了。第二天上班时，头天被她拿走的那套军装赫然放在了我的办公桌上。试穿后，不仅衣裳合身，军装上还缝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臂章，这太让我喜出望外了。后来，除了换洗，我一直穿着这套军装上班，直到衣服破得不能再穿为止。

　　斗转星移。七十个春秋一晃而过。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我，回想起当年的这桩事来依然激动不已。但在激动之余，我却多了几分愧疚和遗憾。愧疚的是，当年这些大哥大姐如此真心地把我当作亲人看待，花了不少力气才帮我弄来了这身军装，我却连声“谢谢”都没说。遗憾的是，我穿上了军装，就没想到去照相馆拍个留念照……